在史诗的创作艺术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史诗中已经出现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方法。史诗中描写的战争，描写的人物，既有古代神话传说的因素，但又是希腊社会生活的写照。史诗中塑造的英雄群像，如阿客琉斯、赫克托耳、阿伽门农、俄底修斯等，无一不是现实的，同时又是浪漫的；既具有传奇性，又充满写实性；既有民族英雄的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把人物置于重大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的语言行动来描写，例如阿客琉斯和阿伽门农的矛盾冲突，阿客琉斯和赫克托耳的矛盾斗争等。其次是史诗的高度艺术概括力和生动具体的细节描写的结合。特洛亚十年大战，头绪纷繁，人事众多，作者却能去粗取精，以小见大，以卓越的艺术概括才能，截取战争结束后的几个片断来写，紧凑集中，性格鲜明。同时这种有高度艺术概括力的历史史实，又是通过实际现实中的人和事的具体细致的描写来体现的，有惊险、悲壮、催人感奋的场面描写，也有生离死别、使人泪下的爱情描写。广泛深刻的历史内容通过细致入微的人物活动表现出来，使史诗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再次，史诗创造的完美的文学形式（如“英雄格”的诗行），明显的口头文学特征（如“荷马式的比喻”），以个人遭遇为主要内容的传记式体裁（如《奥德塞》）等，也都是史诗在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因素，并使之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和典范。
荷马史诗就是以如此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精湛的艺术特色成其为古希腊文化的杰出丰碑，它犹如百科全书，古希腊人民从中吸取了关于天文、地理、历史、社会、哲学、艺术和神话的一切知识，后代欧洲及其它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作家艺术家从中汲取了无限丰富的养料。就是现在，它仍然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献，仍然能够以其永久的魅力给我们高贵的艺术享受。 今天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的旧抄本，最早约在公元10世纪左右。两部史诗都保存了不少手抄本，但是内容都相同，它们所根据的都是公元前3、2世纪间亚历山大城的几位学者的校订本。史诗手抄本还有不少残缺不全的片段，其年代有的早到公元前1世纪，内容也是完全相同。这就是说，在公元前3、2世纪间亚历山大城几位学者校订之后，史诗已经有了最后定本，此后它的内容就没有任何改动了。那时最后校订荷马史诗的学者，最著名的有三人，一是泽诺多托斯（公元前 285年左右），据说他对原诗的文字作过不少加工，内容上也凭自己的判断有所增减；现在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就是泽诺多托斯编定的。这表明他对原诗的结构作过一些重大增删，原来这两部史诗的长短大概没有这样整齐。第二个校订荷马史诗的著名学者是阿里斯托芬（公元前 195年左右），他校订史诗比较慎重，更尊重旧抄本，没有作很多主观的增删。第三个著名学者是阿里斯托芬的弟子阿里斯塔科斯（公元前160年左右），他也很尊重旧抄本，认为一切改动都要有所依据。这三位学者都是当时希腊学术中心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图书馆的主管人，有机会看到很多藏书，有很好的条件来进行校订工作。由此可见，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两部史诗还存在繁简不同的抄本，文字上也有出入。现代西方学者曾辑录了古代著作里的荷马史诗引文，共有 480多行片段，都是公元前5、4世纪的。这些引文有的与现在定本完全相同，有的大致相同，有的不见于今本。一般来说，不同的约占到一小半。古希腊许多作家，如希波克拉忒斯、埃斯库罗斯、品达罗斯、色诺芬、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都引用过荷马史诗，那些引文往往与今本不完全相同。如亚里士多德引了《奥德赛》卷 9的一段关于独目巨人的描写，文字与今本一样，但是他说那段是出自《伊利亚特》卷10，是描写一只野猪的。还有他说在《奥德赛》卷23奥德修斯对佩涅洛佩的一段话有60行，但是从现在的本子看来，这段只有33行。这些变动和内容繁简不同，说明在公元前5、4世纪通行的史诗抄本同今本还有不少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