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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年，由伦敦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 of London）的商船抵达美国大陆并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和弗吉尼亚殖民地（Colony of Virginia），是为英国殖民者在美国的首个永久定居点。1530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通过《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建立了英格兰国教，正式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新教与英国王室的关系很快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起来，并使其在1624年正式成为英国的皇家殖民地，而殖民地的领袖亦认为他们有职责将英国国教传给北美当地的原住民。但由于当地的原住民的信仰和文化与殖民地存在诸多不同，殖民者断定教授其英语将可以达到传播宗教的作用，同时可将其纳入英国子民。
1618年11月，弗吉尼亚公司下令在距今里士满（Richmond）12英里处的亨里科（Henrico）划出一块10000英亩（约40平方千米）的土地以供建立一所可以为印第安人提供教育的大学——当时的殖民者希望同时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当地的原住民提供高等教育。1619年5月26日，公司财务主管埃德温·桑迪斯爵士（Sir Edwin Sandys）报告显示筹建学校的资金已到位。 同年7月30日建立的弗吉尼亚议会（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于7月31日呼吁弗吉尼亚公司从英国雇请工人以便参与学校的建设。1620年5月11日，公司委任了乔治·索普（George Thorpe,1576-1622） 负责管理大学用地。 而在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 ?-1619）建立亨利科斯（Henricus）的计划之中，即有建立一所大学的构想。1622年3月，詹姆斯敦屠杀（Jamestown Massacre）爆发，索普不幸罹难，亨利科斯亦被摧毁。一连串的变故推迟了大学的筹建计划。
1624年，随着弗吉尼亚公司合约到期被收回、弗吉尼亚成为皇家殖民地后，建设大学的计划即被放弃。1661年，弗吉尼亚议会通过法案授权政府购地用于建设院校，之后却不了了之。1690年6月，建立大学的计划再度被提起，时任副总督的弗朗西斯·尼克尔森（Francis Nicholson）批准了提案并向当地商人提出筹资需求。1691年5月，时任伦敦大主教代表的詹姆斯·布莱尔牧师（Rev.James Blair 1656-1743）受命前往英国觐见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并提出希望获得委任状以建立大学的请求。 1693年2月8日，威廉玛丽学院获得英国王室的委任状。威廉三世从弗吉尼亚的免役税（quitrent）中列支了1885英镑14先令又10便士提供给大学建设。同时，测绘局的盈利以及一块占地10000英亩（约40平方千米）的土地亦被慷慨赠予大学。根据皇家委任状所言：“……在未来建立一所提供通识教育的学院、一所永久性的教授神学、哲学、语言学和其他文理学科的学院并加以大力支持和维护……”，威廉玛丽学院在1693年11月16日获弗吉尼亚议会批准建立，当时弗吉尼亚政府决定以烟草税和对皮毛征收的出口税来供给学院的运作。
威廉玛丽学院得名于时任英国国王的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学校校址则没有按照皇家委任状得要求建立在约克河（York River）以南，而是建在中部种植园（Middle Plantation）的教堂附近。值得注意的是，中部种植园直至1699年弗吉尼亚首府从詹姆斯敦迁至此地后才更名为威廉斯堡。故威廉玛丽学院的历史甚至早于威廉斯堡的历史。
1693年，威廉玛丽学院获得弗吉尼亚下议院（House of Burgesses）的一个议席。12月20日，学校耗资170英镑从托马斯·布拉德（Thomas Ballard, 1630/1-1689/90）手中购得离詹姆斯敦13千米处的一块330英亩（约1.3平方千米）的地皮作为校址。1694年，学院在今日所见的建筑群中开张。1694年5月14日，威廉玛丽学院获得由英国纹章院（College of Arms in London）所颁发的校徽纹章。 1695年8月8日，时任殖民地总督埃德蒙·安德鲁斯（Edmund Andros, 1637-1714）和弗吉尼亚议员出席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楼（Sir Christopher Wren Building）的开工典礼，尔后该大楼改称学院楼（The College Building）。1700年建成的雷恩楼亦为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学院大楼。詹姆斯·布莱尔牧师获皇家委任，成为威廉玛丽学院的首位校长；他一直在学院留任到1743年逝世为止。学院最初时是作为一所圣公会学校建立的，故入学的学生都被要求加入英国国教，教授亦被要求忠于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
1699年，弗吉尼亚下议院议员或总督尼克尔森之邀，列席威廉玛丽学院举办的一次五一节（May Day）的庆祝活动。会上，下议院因扶持学校的建立而获得褒扬，亦有5位学生发表演讲。其中一位盛赞威廉斯堡作为弗吉尼亚首府的重要地位。
1700年12月5日，威廉玛丽学院的学院楼临时成为弗吉尼亚总督办公室。殖民地议会在威廉斯堡的首次会议亦在此召开并持续在此开会，直至1704年议会大楼落为止。 1702年7月，学校迎来首场戏剧表演。1705年10月29日，学院楼在晚间11时至12时之间发生一场原因不明的火灾，大楼随同图书馆和所有的设施很快被烧毁。但大楼厚重的砖墙没有遭到损毁。1709年，安妮女王拨款1000英镑予学院重建大楼之用。日后，基于原有的砖墙结构，重建与改造工作在副总督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 1676-1740）的协助下于1710年至1716年间完成。在1705年至1716年的时间里，学生均在校外择址参加课程。 1718年5月30日，弗吉尼亚议会拨款1000英镑给学校以满足殖民者和原住民的教育所需。1723年，由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 1627-1691）的遗产建立的布拉弗顿大楼（The Brafferton Building）建成，成为印第安人学院院址。该学院于1700年设立。“布拉弗顿”是根据波义耳的遗嘱在约克郡投资购入的一处房产。该房产的租金一直支持印第安人学院直至美国独立战争为止。1729年2月27日，学院的所有学部全部落成。当时共有1为校长、6位教授。根据皇家委任状，学院的共同管理权于当年8月15日由在世的委任人詹姆斯·布莱尔牧师（Rev. James Blair）和史蒂芬·福塞（Stephen Fouace）移交予校长与教授。 1732年6月28日，学院楼南翼的礼拜堂落成开放。礼拜堂下埋葬着数位弗吉尼亚的名人，例如弗吉尼亚下议院议长约翰·兰道夫爵士（Sir John Randolph, 1693-1737）及其子嗣、第一次大陆会议主席佩顿·兰道夫（Peyton Randolph,1721-1775）等人。 1732年7月31日，校长府邸（President's House）破土动工。1736年，首部威廉玛丽学院校规由《弗吉尼亚公报》（Virginia Gazette）的威廉·帕克斯（William Parks）印刷颁布。1740年9月25日，根据其遗嘱，斯波茨伍德副总督将其名下所有书籍、地图和数学仪器捐献给大学。 1747年1月20日，弗吉尼亚议会大楼失火后，议会再度迁至学院楼开会。直至1754年再才迁出。 1749年7月29日，17岁的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卡尔佩珀县（Culpeper County）法院上出示了自己从威廉玛丽学院取得的测量师资格证书。
1772年，威廉斯堡才被授予皇家委任状升格成为市镇。威廉斯堡自1699年至1780年为止，均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州府。在此期间，学院一度成为立法中心，不少大楼常为立法者所占用。未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门罗、约翰·泰勒均在威廉玛丽学院求学，故该校被称作“美国的母校”（the Alma Mater of a Nation）。
威廉玛丽学院为全美首所获得皇家特许状的学院、首所拥有兄弟会的学院（1776年建立）、首所建立荣誉制度和法学院的学院。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弗吉尼亚通过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在其治下广泛推动宗教自由。未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对这种促成这种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麦迪逊的堂兄詹姆斯·麦迪逊主教（Right Reverend James Madison 1749-1812）和学校监事会成员托马斯·杰斐逊的帮助下，威廉玛丽学院成功完成了向宗教自由的过渡；同时，学院亦成为全美首所设有法学和医学研究生院的大学。作为校长的麦迪逊牧师和美国独立后弗吉尼亚的新政府合作，致力于重组学院模式并且改革教育体系。神学院（Divinity School）和印第安人学校（Indian School）遭到废止，学院则新增全美首个选修课程和荣誉课程制度。
威廉玛丽学院拥有全美首个大学秘密组织——平帽社（Flat Hat Club, F.H.C.Society），该组织成立于1750年11月11日。1776年12月5日，学院的学生约翰·希斯（John Heath 1758-1810）和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 1759-1848）成立了秘密文学和哲学社团——“Phi Beta Kappa”社。
1842年，威廉玛丽学院校友会由该校校友成立，迄今是全美第六古老的校友会。1859年，一场大火烧毁了学院，导致校友会大楼成为现今威廉玛丽学院仅剩的几幢内战前建成的校舍之一。其他的几幢大楼还包括雷恩楼（Wren Building）、校长办公室（President‘s House）和布拉弗顿楼（The Bafferton） 。 美国内战开始时，为响应邦联军队的征召，学校的学生人数下降。1861年5月10日，教员会议决定在接下来的战争期间关闭学校。学院楼（The College Building）被征为邦联军的营房，后来先后变成邦联军和联邦军的战地医院。1862年5月5日，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之一的威廉斯堡战役（Battle of Williamsburg）打响，次日联邦军便攻陷威廉斯堡。布拉弗顿楼被进驻部队征用，楼中的门板和大部分地板都被拆卸下来作为柴火；窗框则被运往马格鲁德堡（Fort Magruder）的指挥所。唯一得以保留下来的是该楼的砖墙外立面。1862年9月9日，第五宾夕法尼亚骑兵团（5th Pennsylvania Cavalry）的醉酒士兵放火烧了学院楼，据称是为了防止邦联军的狙击手利用该楼作为掩护。联邦军占领期间，学院迭遭破坏。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1865年9月，即战争结束数个月后。
战后，弗吉尼亚因战事而陷入财政困境。威廉玛丽学院的第16任校长本杰明·斯托德特·埃威尔（Benjamin Stoddert Ewell 1810-1894）直至1869年才自费重开学校。然而到了1882年，学院又因为资金紧张而关闭。1888年，弗吉尼亚州通过法案向威廉玛丽学院拨款1万美元，并为学院换发了新特许状令其转变为州立的师范机构。 该校校友、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之子里昂·加德纳·泰勒（Lyon Gardiner Tyler 1853-1935）接手退休的埃威尔的职务，成为该校的第17任校长。泰勒和继任校长朱里安·埃文·卡罗森·钱德勒（Julian Alvin Carrollson Chandler 1872-1934）共同将学院建成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学校。1906年3月，州议会通过法案接管该前殖民地学院。威廉玛丽学院自此完全成为一所公立大学并持续至今。1918年，威廉玛丽学院成为弗吉尼亚州首所允许女性学生入学并实行男女混合教育的大学。学校此后经历了长时间的入学人数增长，从1889年的104人增加到了1932年的1269人。1926年，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 1874-1960）被投资筹建了“殖民地威廉斯堡基金会”，原貌修复和重建18世纪的威廉斯堡、詹姆斯顿和约克镇。经过修复的“殖民地威廉斯堡”历史区，包括1英里长的主街、88座建筑物、400多处设施及90英亩花园绿地。 1930年，威廉玛丽学院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Norfolk, Virginia）建立了一所分校——威廉玛丽学院诺福克分校，从而扩张了学校面积。后来该校改名成为今日的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并从威廉玛丽学院独立出去变成一所州立学校。
在第19任校长，约翰·斯图加特·布莱恩（John Stewart Bryan 1871-1944）任内（1934-1942），学校完成了大规模的扩建。1934年10月20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威廉玛丽学院获得了荣誉学位。1935年，位于雷恩楼西侧的下沉花园（Sunken Garden）建成 ，该园的设计仿造雷恩爵士为伦敦皇家切尔西医院（Royal Hospital Chelsea）修筑的的一处类似景观。
至少从1940年代开始，威廉玛丽学院就开始支持新闻自由。1945年，学校行政层决议制裁学生玛丽琳·卡美勒（Marilyn Kaemmerle）因为她在《平帽社》（The Flat Hat）校刊里发文呼吁结束种族隔离、反种族混杂和白人至上的政策。据《时代周刊》杂志报道，超过1000名大学生举办了一场抗议活动，宣称大学由托马斯·杰斐逊（威廉玛丽学院校友）所传承的自由原则遭到了侵害。数十年后，玛丽琳得到了大学监事会的赦免。
1951年，威廉玛利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了黑人学生休伦·威利斯（Hulon Willis）因为当时该生申请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并未开设相关的研究生项目。然而，学院直至1970年代都没有再录取过非裔美国人。
1960年，威廉玛丽学院联盟成立，这个短命的五校系统包括威廉玛丽学院、里士满职业学院（Richmond Professional Institute）、威廉玛丽学院诺福克分校、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学院（Christopher Newport College）和理查德布兰德学院（Richard Bland College）。该联盟于1962年解散。
1974年，杰·温斯顿·约翰（Jay Winston Johns）立下遗嘱将其身下财产——占地535英亩（约2.17平方千米）的灰草坪高地（Ash Lawn-Highland）赠予学校。该高地地处历史悠久的弗吉尼亚阿尔比马尔县，曾为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地产。为此，威廉玛丽学院特地修复了这处靠近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的总统故居并向公众开放。
1983年，G7所属政府首脑在威廉斯堡举行了峰会， 时任意大利总统范范尼、英国首相撒切尔、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总统里根、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 卢森堡首相托恩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出席峰会并到访学院。
1993年，已退休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任威廉玛丽学院的名誉校长。
2012年7月25日，位于诺福克的东弗吉尼亚医学院（Eastern Virginia Medical School,EVMS）和威廉玛丽学院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校有意向合并。但诸如此类合并需要经过弗吉尼亚州议会和州长同意方可进行。对此，州政府决定暂时先向两校拨款20万美元。东弗吉尼亚医学院和威廉玛丽学院达成协定，就将来实行合并的可能性进行研究。
城市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一座城市在营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时，都需要在原有城市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使城市形象独具特色。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应是长期型的建设，而不是突击式的装璜。国内外大量城市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城市的统一性和建筑的协调性是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品质。
城市文化是人们在城市形成和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文化环境则是这个总和的外在表现。本文所论及的仅仅指城市文化环境的硬体部分，即城市建设涉及的范畴。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城市文化环境。美国建筑大师沙里文曾说过：“根据你的房子就能知道你这个人，那么根据城市的面貌也就能知道这里居民的文化追求”。西方文豪歌德说：“建筑是石头的书”。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注入人类家园的每一条细流都不再是自然之物，它的每一滴水珠都折射着文明之光”。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说：“其实我们创造城市就是在创造文化。如果城市的建造仅是出于经济目的，那么城市中的人是很不幸的”。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是一个高标准、高层次的课题。它不仅仅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传统、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影响。
从城市规划建设自身来看，20世纪追求城市理想的诸多主义—从以1933年的《雅典宣言》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到新城市主义、生态主义、多元化主义、女权主义等，虽说是各有侧重，但也确实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应该说，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99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提出：“新世纪的城市将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者的融合”，并预言：“现代建筑的地区化和乡土建筑的现代化将殊途同归，而现代城市将更为讲求整体的环境艺术”。
从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对地域文化的寻求曾兴起一时。当时全国建筑创作有京派、海派、岭南派、西安唐风、武汉楚风等。此后随着房地产开发的发展，商业行为逐渐使地区特色消失，建筑创作也“天下大同”了。1999年6月，国际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报告提出了“21世纪要促进地区文化精神的复兴”的观点，并指出：“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建筑学必须探求适合于自身条件的蹊径，即所谓的'殊途'”。弗兰普顿教授在报告中提出：“创造具有'地域形式'而不是'产品形式'的建筑”，即强调建筑形式更多地取决于所在地域的特点，而不是生产技术本身。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提倡城市文化研究应落实到区域，回归到区域，并在区域文化中实现整合。不应单纯地就城市论城市，而是要从更大区域范围来认识城市文化，把城市与其腹地及与它相关的城市，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而把城市文化赖以存在的地域空间上升到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对于把握城市文化在空间发展上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十分有利的。
1、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
城市建设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一座城市在塑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时，都应该继承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都需要在自己城市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形象特色脱颖而出。当我们规划一座城市的文化环境建设时，首先要解决好这座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或者简称为文化定位问题。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研究课题。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要符合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先进思想和规范，要体现所在地区的文化精神，要对本城市的性质、规模、布局结构及人口构成作深入地分析，从抽象走向具体，由分散走向整合，将其落实到城市文化环境的要素、特征上。一个比较好的城市文化定位可以管50年、100年。
我国学者在研究江南地区城市文化之后，将这个地区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归纳为3个特征：即“亲水性”“文人性”和“统一变化、饶有特色”。这些特征反映在城市景观上，建筑、桥梁、园林、绿化、名胜古迹每每与水亲和，城市景观以水称胜，显现出阴柔秀美、富于灵气的性格；文人是江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起着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因而城市文化环境显得文质彬彬、诗意盎然。江南城市文化虽有以上两点共性，但并非千篇一律，其风格在统一中又千变万化，富有个性，饶有特色。如果我们把握了地域文化的宏观特征，也就接触了城市文化之本，就有可能在新的生活形态和新的技术水平下继承和发扬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营造出本城市特定的文化氛围。
对自己城市的性质作深入缜密的研究是城市文化定位的关键。美国的威廉斯堡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20世纪初，洛克菲勒买下威廉斯堡的土地。美国独立战争曾在这里打响第一枪，因而他想将该地的主题定为“革命发源地”。但历史学家认为，革命战争中英美冲突是短暂的，而旧大陆与新大陆的文化传承则是长远的。英国来开发殖民地，使旧大陆的文化进入新大陆，这对美国至关重要。历史学家建议突出这一文化的转化，将该地定位为“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这个定位经过历史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威廉斯堡确实实现了新、旧大陆文化的一脉相承，因而成为了知名的历史城市、欧美重要的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交往和旅游热点。美国人花了5年～6年的时间，请了名牌的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的教授来论证定位，然后才请规划师、建筑师来研究如何体现这一定位。
有了明确的目标，再来研究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效果当然显著。
2、城市文化环境的评价标准
城市文化环境由于内容综合、涉及面广，而有着多种评价标准。在这里，笔者从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这个角度，介绍一个实例：
《美国城市文化》在研究今后50年的环境与变化时，曾对世界16个城市进行了“城市适意度”的评比，共列出了23个评价项目，并将其归纳为3类：
(1)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其利用，包括美丽的河流、湖泊、喷泉、大公园、林地树丛，富有魅力的景观、洁净的空气、适宜的气温等。
(2)良好的人工环境建设，包括杰出的建筑物，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大道(系统)，美丽的广场(群)，街道的艺术，喷泉群，富有魅力的景观等。
(3)丰富的文化传统及设施，包括著名的博物馆，富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可见的历史遗迹，众多的图书馆、剧院，美丽的音乐厅，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街道的艺术，可口的佳肴，大游乐场，多种参加游憩的机会，多样化的邻里等。
上述评分标准并非非常完善和科学，但不无启发。首先，城市要满足多种多样的生活要求，包括要有美好的公共空间。其次，城市要保护、利用和创造美的自然环境。再次，城市需要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环境。从中也可看到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环境、城市建筑文化环境，每一个层次均具有广泛的内容，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多么密不可分的关系。建筑文化环境在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中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城市文化环境的构成要素
主要有标志性建筑、城市文化设施、街区、风景名胜和城市整体特征等5个要素。
众所周知，标志性建筑(含城市雕塑)对于构成城市形象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罗丹曾说：“我们整个法国就包含在我们的大教堂中，如同整个希腊包含在帕提农神庙一样”。绝大多数标志性建筑都有着“三优”的共性：那就是优越的选点、优秀的设计和优美的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如纽约自由女神像，选点在纽约湾口，迎着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航线方向；雕塑形象融圣母玛丽娅、法国大革命女战士与雕塑作者的慈母于一身；雕像挺立在海水环抱的绿岛上，环境空灵优美。难怪她被誉为美国的象征。有些名城采用大手笔，在一个区域、一座广场、一条轴线上布置若干标志性建筑，在形成建筑艺术高潮的同时也集中、典型地体现了城市文化特征。如巴黎从卢浮宫到德方斯大门的大轴线、华盛顿从国会山到阿林顿公墓的中心区、北京从永定门到景山的大轴线都是优秀的实例。
文化设施是营造城市文化环境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欧洲，以大剧院为中心的文化广场比比皆是；在北美，更有近代的文化中心建筑组群，突出了文化设施在城市中的多元功能和优美形象。在规划布局时，一定要通过城市设计选好地段，与城市的干道、广场共同组成城市生活的热点。如纽约在西城的贫民窟区建起了林肯中心，随后在对面建起了公寓，沿街出现了商店餐馆，贫民窟不复存在，这个区成了“不夜城”。而华盛顿其在风景优美的波特马克河岸建起了肯尼迪中心，虽然建筑本身也是一位名家的成功之作，但由于它对岸就是阿林顿国家公墓，处于政治性较强的地区，市民只能来看演出，别无其它活动。
《北京宣言》提出：“我们要用群体的观念、城市观念看建筑”。不论是传统的旧街区还是新建设的现代街区，都是展现城市文化的重要场景。现在许多城市开始认识到在旧城更新发展中，保护、保存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是多么重要的文化复兴活动。它对于城市文脉的延续，对于民风民俗的展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街区包括产业区、居住区、文教区和商业区，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着现代城市文明的风采。住宅建筑一般占城市建筑的60％～70％，不论是居住环境还是建筑形象，对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沿海一些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城市，现在为了城市大环境的协调，在恰当的地段建设了一些颇具西洋古典风格的建筑，倒也合情合理。但一些内陆城市流行的“欧陆风”，则是不伦不类的文化错位。西方人在追求自己文化的回归，而中国人也跟着归到人家老祖宗的门下，此风实不可长！
风景名胜自古以来就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我国许多城市都有命名“八景”“十景”的传统作法。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发掘、利用其风景名胜；对于新开发的城市，则需要从规划之日起，有意识地打造自己时代的风景名胜。现在一些城市通过新闻媒体评选城市胜景，这是好事。但评选之后还需要择优提高、扩大成果，把优中之优延续下去。这样通过日积月累，也就积累了我们时代的“八景”“十景”。
保持和发扬城市的整体特色。自然特色是构成城市整体特征的本底，人为建设是构成城市整体特征的能动因素。两者的结合则体现了城市文化的水平和特色。古今中外许多名城都十分注重城市与山水的关系。但由于不同的文化渊源，西方人好占山头，好入大水，发挥极至；中国人则好依山傍水取其“宛自天成”，而且前后左右都要有所照应。如何把握城市的整体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城市性质定品位，城市规模定尺度，历史文化见文野，自然环境凝风格。
4、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
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应是长效型的建设，而不是突击式的装潢。既要深谋远虑，又需日积月累，在正确的文化取向、文化定位的前提下，有明确的战略思想，有优秀的城市设计和实施方案，有切实的建设步骤，有特色的运作经营，可以做到“三、五年有一个小变化，十来年有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往往是对上述几个要素之中某一点的突破。对于变化，如今人们的认识已由激进转为平和，那就是一座城市要有所变化，还应有所不变。“变得像纽约了”“变得不认识了”“世界大同”了，这决不是好现象。一个人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失去记忆，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在这里，笔者想谈谈在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统一还是对比。统一是指事物的一致性，对比是指事物的差异性。在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艺术创作上都广为运用这两种手法。其实，在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在对比中求统一，在统一中求变化”，这本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法则。而最后衡量和评价艺术效果的标准则是“和谐”。“和谐为美”这是古往今来的一条基本美学原则。现代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就说：“形式含有系统间的和谐，是一种秩序的感受，也是一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特征所在”。1978年国际建协在《墨西哥宣言》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建筑师每每只着眼于建筑的形式，拘泥于其狭隘的技术—美学意义，越来越脱离真正的决策，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建筑学的发展要考虑到全面的社会、政治背景，只有这样，建筑师才能作为专业人员参与所有层次的决策”，国际建协在《北京宣言》中指出：“职业的自由并不能降低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20世纪后期，一些“前卫”的流派各持己见的现象在建筑创作中也有反映：就是要打破和谐，就是要否定公认的原则，以“先锋”“前卫”为先进的标志。我国有些同行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对国外一些名作不求甚解，而对它们进行片面的颂扬。他们常常举出艾菲尔铁塔、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和华盛顿东馆、蓬皮杜文化中心作为建筑与环境不和谐而成功的佐证。艾菲尔铁塔难道只是因为采用了钢结构与环境形成强烈对比而成杰作？不然，因为它优美的曲线造型，罗马风的大拱，乃至拱券口的钢结构图案都在与巴黎的建筑传统文化对话。1999年新年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在艾菲尔铁塔下举行，音乐会的台口就采用了艾菲尔铁塔的有细部花纹的拱门。这正说明艾菲尔铁塔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欧洲传统文化与工业化新技术的结晶。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在这座利用传统宫殿扩建而成的现代化博物馆的建筑空间中，仅仅是一个进入地下大厅的入口，也是地下大厅的玻璃屋顶。其尺度在这个大环境中仅是一个小品，其玻璃的透明质感并没有阻挡人们观赏卢浮宫的视线，应该说这是大统一中的小对比，无损总体环境的和谐。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东馆完全是一座全新的现代建筑。它在环境上的成功首先在于其遵守了总体规划的边界条件和高度控制。东馆、西馆一今一古，却有着一致的高度和水平轮廓线，并采用了出自同一石矿的灰色石材饰面。东馆主入口向西，与西馆的东门处在同一条轴线上。贝聿铭先生精心采用这些措施保证了东馆这组独具个性的建筑与环境达到高度的和谐。对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建筑单体设计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巴黎旧城区的城市风貌上则不得不持否定的态度。1996年，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赴法进行学术交流，当法国接待官员介绍到巴黎城市如何注重统一谐调时，笔者曾以蓬皮杜文化中心向其请教。这位官员作了一个遗憾的表情并说：“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以前批准建造的。按照我们新的POS(城市规划规范)和1994年制定的大巴黎总体规划，现在报批这个方案是通不过了”。由此可看出，不是外国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凡事还是以基本原理和实际效果来检验为好。
其实，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艺术上，基本原则的回归已成为世界主流。在1999年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两个主题报告和所通过的《北京宣言》就是时代的强音。国内外大量城市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城市的统一性和建筑的谐调性是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品质。“和谐为美”这是一条永恒的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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