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wto发展的新挑战，中国的对贸易应做好三件事。
第一，积极推动wto发展，构建和谐国际经贸新秩序。
“多哈”终止，使wto的发展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新的选择，中国应当以此为契机，积极倡导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wto体制是发达国家倡导的，对发展中国家带有很多歧视性，尤其我国在加入wto时的三大不利条款”就是证明。我们应当团结和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核心，构建新的对话机制。拿出诚意，做出表率，展大国风范，与发达国家积极进行沟通和对话，化解矛盾，共同构建平等、公平、和谐和互利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推动wto在世纪之初焕发出昂然生机。
自gatt成立60年来，世界经贸的繁荣，印证了多边贸易体制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加入wto使中国受惠，更使整个世界受惠，因为中国加入wto，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实力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要求中国在构建和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担当“领路人”角色。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只有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形成。
和谐的含义，从理论上讲，是指一种“配合得适当而匀称”的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认为，“和合”的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还有向内、聚拢的意思，它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传统，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在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的思想。《书》中就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对中国人来说，不论就自我修养还是就一般世事而言，和谐都是关键。所以，和谐反映了中国的一种文化，一种思维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中国的一种战略文化，对中国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一直有着深刻影响。
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发扬。
所谓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如能够形成适当而匀称的互动，发展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其一方面是通过构建以规则为导向的多边的法制体系，反对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一个安全和可预见的环境，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确保规则的公正，并在规则制定过程中，确保公平和广泛的参与，解决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实际困难，使他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也能够从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利益，最终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当前，发展问题仍是建立和谐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障碍。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最不发达国家与最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最贫困人口与最富有人口的差距也在扩大。一个贫富严重两极分化的世界，是谈不上和谐的。因此，和谐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就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对反映旧国际经济秩序的现行国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改变。
第二，积极利用fta方式，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
通过双边安排、或自由贸易区形式进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发展迅速。对于这种区域经济合作，是wto协定所允许的，但其对wto本身发展所带来的利弊，是一直存在争议的。近期wto官员指出：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使wto谈判的进程延缓。
目前，美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寻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合作，是在投资、贸易和对外承包等领域的优先安排，事实上排挤了其他wto成员的权利。这对我国来说，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构成了重要挑战，增加了对我国的非关税壁垒，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面临严峻形势。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战略。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一是可以充分利用wto协定所允许的区域合作，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减少我国“入世”三大不利条款带来的歧视性待遇；二是可以减少其他国家的区域合作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及政治效应；三是可以大大减少我国遭遇各种贸易摩擦。
我国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时，应考虑或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设立专门机构，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发达国家一般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区域合作工作。如日本2002年底成立了自由贸易贸易区总部，并在经济司内，增设了自由贸易区及经济伙伴关系处，具体负责双边fta或epa的谈判和规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设有专门的双边谈判机构。我国也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在商务部设立专门负责区域经济合作工作的机构，这样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合作工作展开。
其次，区域经济合作应优先选择周边国家。
从经济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已经达到我国外贸总额的60%以上，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我国的投资，达我国外资利用的70%以上；
从政治上看，我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政治和经济是相互促进的，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形式，优先发展周边经贸关系，可更好地促进政治关系，有利于我国周边稳定和安全。
首先，应当进一步全面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我国和东盟已达成《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就货物贸易中的降税模式、敏感产品、争端解决机制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但在投资和服务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还没有展开。我们应利用现有合作平台，加强全面合作。
其次，大力推进中日韩区域一体化合作，力争在近中期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并努力不断提升合作水平，促进“10+3”自由贸易区乃至关税同盟的形成。
再次，推动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双边或三边自由贸易区的形成。
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近年发展很快，特别是与印度的关系。印度也想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同时，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巴基斯坦，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是完全有可能的。
最后，推动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在中国与东盟签订的10+1自由贸易区的协议框架中，澜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盟的5个国家相关，而且实现这一地区的发展，也可以使中国实现西南大通道的构想。
再次，除亚洲外，应当在多个地区确定重点合作伙伴，建立区域经济合作。
我国正在与美洲、太平洋地区、中东和非洲等国家谈判fta，但应当目标明确，优先考虑对我国有重要意义的国家。
在中东可优先考虑阿联酋。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而且阿联酋具有把中国商品，出口到中东地区其它国家中转站的转口贸易功能。
在南美洲可优先考虑智利。
我国与智利在2005年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中智两国将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全面启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进程。中智建立自贸区，将给两国带来双赢结果，为两国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供新契机，智利可能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桥梁。
在大洋洲优可先考虑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近年来多次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方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曾多次提出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重点双边合作。
在非洲可优先考虑南非。
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但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非洲的区域经济发展也较快。因此，我们应首先着手与非洲最发达的南非，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为未来占有更大的市场做好准备。
上述国家一般是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我国传统的贸易摩擦，已达到贸易摩擦总数的60%以上，通过与这些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最后，通过apec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apec主要是政治合作和对话，我国应当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并积极联合其他国家，推动在apec内部的经济合作。
具体来说，即我国可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则中有更多发言权，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
我国还应继续推动上海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创造条件。
第三，积极发展国内贸易，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事实证明，一个完全外向型的国家，经济上发展是不稳定的，政治上也将受制于人。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保持经济上的适当独立性，才能在政治上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应当首先把国内经贸发展好，这样才能增强经济安全和减少贸易摩擦。
首先，对于国内贸易发展的促进，应作好如下工作：
一是国内投资政策调整。
应当继续严格控制土地和信贷，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对于投资的产业应加强政策引导。
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紧密配合我国的工业化调整。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而工业化的实质是推进结构调整。目前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比较粗放和落后，各类产业整体素质较低，技术落后，设备老化，产业趋同性、产品雷同性、功能单一性问题非常突出，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程度越来越大，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但高水平加工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国内投资，应当把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为一项重大使命，全面落实“十一五”规划对投资和产业变革的要求。
二是产业政策调整。
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在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有所突破的基础上，以产业合理化为政策内涵，营造公平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建立符合gaatt/wto规则的产业保护机制，实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努力创造一个供求平衡的市场环境；深化体制改革，努力创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主要包括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垄断、培养独立的市场主体等；科学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应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将产业政策具体化，即按照一定标准，科学地选择战略产业、确定“瓶颈”产业，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产业发展序列，进而合理确定产业发展重点。
就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实际看，应把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等作为战略产业，把农业、能源、第三产业作为“瓶颈”产业，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加快其发展。
三是通过建立更加具有弹性的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更加完善的 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制度。
其次，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