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64赛季，当约翰·伍登用新的执教方式和新的战术驯服了那帮各有特点的球员时，他才终于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UCLA熊队（队名）一共拿了10次NCAA冠军，包括一个7连冠。一个年轻的球迷可能会简单地认为，UCLA王朝的开启，就仿佛巫师挥了挥他的魔杖那么简单。但实际上，伍登执教UCLA的最初16年，都没有让这支球队摆脱平庸。
约翰·伍登来到UCLA执教之前，这所学校的篮球队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只打出4个胜场过半的赛季。1948年，伍登上任，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改变球队。他开始怀疑自己。
伍登的办公室墙上写着一句话：“当你完全经历过之后才能从中领悟。”伍登从前辈皮特·纽维尔那里学到了耐心。为了更好地执教，他还去上了心理学的课。他不喜欢好好先生，有时候他放任球员们产生冲突，因为他觉得有价值的教训总是来自于冲突。他还请其他教练观察自己的球队，从他们那里得到批评意见。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会审视那些他所取得的成绩，思考是否可以做点什么不同的事情。 1963年10月，他们的训练开始了。大家爬上三层楼梯，进入那个叫做“B.O.巴恩”的球馆，那里狭小又充满了腐臭气息，除了篮球，这里还是摔跤队训练的地方，并且堆满了各种体操器械。白色粉末从鞍马上飘起，沸沸扬扬，训练之前，大家不得不把它们清理干净。球队经理找来墩布拖地，伍登则拿起水桶，在球场上来来回回地洒水，“我就好像在农场喂小鸡一样。”伍登说。过去，这座球馆可以容纳2400名观众，但是1955年之后，消防局长官禁止这里的观众人数超过1300人。
UCLA的球员都是自己支付场地费，因此他们不得不像流浪者一样到处打球。每逢主场比赛，他们可能会坐公交车去洛杉矶体育馆，它在南卡罗莱纳大学。有时候是25英里之外的长滩体育馆，有时候甚至跑到圣塔·莫尼卡的社区学院。这有点糟糕，因为这看起来好像是，他们整个赛季打的30场比赛都是客场。
这帮草根球员们，在那个干草棚一样的球馆里努力训练。
实际上，在UCLA夺得了数次NCAA冠军之前，伍登从来没有得到自己招生的权力。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招收那些闻名全国的优秀生。实际上，伍登并不喜欢招生，他只喜欢那些其他州来的球员，而不是加州本地的。麦金托什原本是要去田纳西大学的，但伍登让他改变了想法。在费城长大的哈扎德则是受到已经在UCLA的诺尔斯的推荐，诺尔斯恰巧认识哈扎德的一个远房表兄。哈扎德又推荐了华盛顿，他们是在费城的球场上认识的，当时华盛顿正在费城拜访姐姐。华盛顿乘坐灰狗长途车来到洛杉矶，这让他在最后排的座位上缩了3天。
华盛顿是一名黑人，那个时代，种族歧视在他南方的家乡司空见惯。来到UCLA，华盛顿感觉来到了梦幻般的地方。“一开始你觉得，‘不，不可能。’”华盛顿回忆，“然后你看到这所大学，简直就是世界的缩影，你会说，‘好吧，为什么不是这儿呢？’”在UCLA的几年里，他总会给他家乡的黑人弟兄们写信，告诉他们那些没有见过的景象：大伙儿在集体宿舍里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一起喝酒。还有赫斯基，开着他的红色庞蒂亚克汽车，当面用“约翰”或者“伍蒂”这些亲切的语言来称呼教练。
“现在我遇到了伍登这个言行一致的教练，他的思想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华盛顿说，“他也是一个来自小城镇的人，我父亲教过我一些事情，他的父亲也教过他同样的事情。在他手下我感觉像他的孩子一样。”
“大家都是偶然相遇的。”赫斯基说，“但是我们都拥有过人的速度，并且各有其能，我们很团结，我们之间有很棒的化学反应。”
“我们曾经谈论过，我们真是一支‘杂牌军’。我们是一群来自各个地方的球员。”斯劳特尔说，“两个黑人，两个白人，一个犹太人，比赛结束后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但是在比赛中，训练中，乘坐大巴时，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并且，我们都很喜欢为伍登打球。”
伍登最喜欢别人提出不同意见。“不管你生命中要做什么事情，你都应该在让那些聪明、又可以跟你争论的人在一起。”伍登说。
他的助理教练杰里·诺曼就是这样的人。“他非常倔强，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伍登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述，“杰里对我来说很合适。我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意志最强烈、最相信自己、最敢于说话的人。”1950-51赛季，诺曼离开球队，他来到西科维纳高中当了教练。这里的校长莫里斯是伍登的哥哥。不久后，他又被请回UCLA，给伍登当助教。“总得有人站出来跟我唱反调。”伍登说。 1960年春天，伍登在UCLA结束了一个14胜12负的赛季，这是他在UCLA执教时的最差战绩。他陷入反思，发现球队在赛季后期变弱了，他怀疑这是由于训练任务过重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替补球员跟首发球员的配合不太默契。于是他尝试着改变。他让5名首发球员轮流在训练中充当替补，这一下子解决了两个问题。两年之后，熊队闯入NCAA锦标赛半决赛。那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他们吃到一次有争议的判罚，以2分之差输给了后来夺冠的辛辛那提大学。
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本质上来说，取胜并不是伍登强调的重点，即便熊队已经达到了那样的高度。道格·麦金托什，1964年时的球队替补说：“‘赢球’这个字眼从来不会从他的嘴里蹦出，真的。他只是要求我们发挥出所有潜能。”
惜败给辛辛那提大学，让伍登知道熊队的水准已经今非昔比。“我发现，我们可以跟最好的球队一较高下。”伍登说。接下来的赛季，UCLA取得20胜9负的战绩，输掉的9场比赛中，有6场的分差在4分以内。伍登感到球队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1963年1月，UCLA在华盛顿大学输了球。在返回的航班上，伍登从皮特·布莱克曼手中一把夺过了他写的打油诗。作诗是这名球员的一大爱好。伍登发现，他的诗啰啰嗦嗦，不停地抱怨球队，不过读到这首歪诗的最后几行，伍登心中顿感轻松，原来他的队员们一点儿都没有绝望——
我想说，是的，我预言：
最终，这支球队会团结起来
如果做到了，就是伟大的
冠军是命中注定
每个首发球员都会归队
是的，瓦尔特、盖尔、凯斯和杰克
还有弗雷德、弗雷迪和其他
我们会在锦标赛笑到最后
“弗雷迪”指的是后卫弗雷迪·高斯，他在1963-64赛季因伤休战。“其他”指的是两个小城镇来的二年级生，白人中锋麦金托什和黑人后卫肯尼·华盛顿。他们都是替补球员，并且能够在最重要的比赛中贡献最好的表现。
“瓦尔特、盖尔、凯斯和杰克”指的是后卫瓦尔特·哈扎德、盖尔·古德里奇和前锋杰克·赫斯基，他们都曾是各自地区高中的优秀球员，不过看起来，他们的特点都很单一：哈扎德是一名传球手，古德里奇是个射手，赫斯基则是个防守者。古德里奇身高1.73米、体重不到55公斤，他知道，自己不会得到一份比UCLA更好的奖学金了。一开始他与哈扎德并不合拍，但后来古德里奇发现，只要他跑到空位，哈扎德就会把球传到他的手中。哈扎德对传球的执迷就好像古德里奇对控球的执迷一样。“你不可能在队中找到两名更好的后卫了。”赫斯基说，“他们每场能砍下43分，并且，那时候我们还没有24秒进攻时限和三分球。”
赫斯基不同于伍登之前执教过的任何一名球员，不管是在场上还是场下。赫斯基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长大，混迹于街头，擅长那些小技巧。他的老爸开了几家保龄球馆，赚下不少钱。一家人搬到西海岸之后，小赫斯基突然长到1.91米，他的老爸承诺，如果儿子能进UCLA打球，他就戒掉每天5包烟的习惯。赫斯基干得不错，他擅长从大个子手中抢走篮板球。“我比其他那些家伙早两三年球就懂得比赛应该怎么打。”赫斯基说，“后来伍登教练适应了我，就像我适应了他那样。每个人都害怕他。他承认是倔强的性格让他无法马上成功，不过我是让他眼前一亮的球员之一，因为我太疯狂了。”
中锋弗雷德·斯劳特尔和前锋凯斯·埃里克森都没有获得UCLA的全额奖学金，但这反映出的是他们的全面性，并不是能力欠缺。斯劳特尔高中时是一名短跑运动员，100码（约合91.4米）的比赛他用9.9秒就能完成，他原本可以在大学里选择短跑的。实际上，在来到UCLA之前他也从来没有看过熊队的比赛。没有另外一所大学给他提供篮球入队邀请，而且UCLA的邀请也是一半为了篮球一半为了棒球。当然，他还是一名排球高手，曾经参加了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