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嫩江省人民政府以省财政厅厅长赵北克的名义在省会齐齐哈尔市发出布告，招募工人和青年学生到原日伪开拓团旧址“大烟筒”地区创办公营农场。它也意味着查哈阳农场（初建场名称“平阳农场”）宣告诞生了。从此，一批批转业官兵、支边青年、下乡知青，先后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查哈阳大地。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及其后代高举北大荒精神的旗帜，勇于开拓，历尽艰辛，又大胆改革，奋力拼搏，终把过去一片方圆百里的“荒草连天野茫茫，白雪无垠朔风狂”的沧凉之地，变成了现在的垦区水稻王国，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塞北水乡，建成了一座初具规模、功能齐全的农垦城。
查哈阳农场有着瞩目的辉煌业绩，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然而，在昔日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也曾用拓荒者的血泪写下了一页页辛酸、悲渗的历史。
上查哈阳农场有着瞩目的辉煌业绩，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然而，在昔日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也曾用拓荒者的血泪写下了一页页辛酸、悲渗的历史。
在历史上，北纬48度曾是一条冷酷的界限。查哈阳的年均气温只有-0.6度，冬季最低温度达-41.00C，每年的8个月时间被高傲的冰霜所统治，春旱、秋涝和低温、早霜四大自然灾害几乎轮番 肆虐这块土地。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只有少量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马队，偶尔出没于这一带的莽莽荒原之上。据史记载，自周秦时期至清朝末叶的数千年里，活动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先后有秽貊族，扶余，北扶余遗人，室韦，南室韦乌丸部、契丹、女真，达斡尔，索伦（鄂温克）等。由于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等因素，直至清朝末叶的20世纪初，查哈阳还是荒芜边陲，人烟渺茫。
在历史上，查哈阳这片高寒地域的黑土地，曾以它的富饶资源引人注目，并有过三次移民垦荒的历程。
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八百八十年前，即金太袒天辅五年（1121年）。当时，金延为了防御辽国军队卷土重来，委派重要将领泰洲总管婆鲁火，耗费大量人、物、财力，在横贯农场境内及其西北漫长的边境上“列置戍堡”，修筑东北路界壕，并且“征发移民”，“遣戍军‘猛安’（率领一千人的部落长官）、‘谋克’（率领一百人的部落长官）屯田戍边”，于是，查哈阳这块亘古荒原开始出现了定居人口。迄今，在农场太平湖分场八队与金边分场十一连，仍然能够找到两处边堡古城的遗址。可惜，到了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当日益强盛的蒙古族对金国发动了一场民族兼并战争后，金界壕便被一举攻破，屯田戊军或惨遭杀戮、俘虏，或纷纷弃居逃亡异地。于是，这处再度沦为史前无人定居的游牧之地。
第二次移民垦荒是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前夕。1904年，清政府对东北解除了封禁 政策。1906年，由齐齐哈尔副教统程德全派出官员抵达查哈阳地处的甘南县境内，开始建立荒务局并丈放官荒，从而出现 吉林、辽宁等地的汉族移民到此垦荒落户。到1931年9月，甘南境内的定居人口已达48 856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增达14人。其中，1929年接收河南省灾区移民共计20 683人，是第二次移民垦荒时期接收移民最多的一年。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横征暴敛，加上气候、交通、生产力水平等制约，第二次移民垦荒进展缓慢，成效甚微。
当时，因为查哈阳地区远离县城，它八九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边缘一带所建的零星几个且人口稀少的自然屯以外，依旧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及野兽出没的荆丛。特别是到了东北沦陷后的伪大同元年（1932年），又遇上战火、匪患、洪水三大劫难，便迫使甘南境内的移民纷纷逃荒外流，农场边缘地带的几个自然屯也几乎十室九空……，这样，移民垦荒又以悲惨的结局划上了句号。
跟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则是打上引号的“移民垦荒”。确切地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野蛮霸占的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早在1930年，即日本昭和五年（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前），秦天监运使熊希令拟奏了《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呈日本天皇批准。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霸占中国而出笼的一个“移民垦荒”计划。它们占领东北后，也看中了查哈阳这个地方——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又紧靠诺敏河、阿龙河两条嫩江支流，拥有十分充沛的水源，就想把这片土地改造成水田、作为解决百万关东军军粮的粮仓。1939年（昭和十四年）始，它们就从日本山形、福井等8个县先后组织了总人数约3 700人的10个武装配备的集团性开拓团及1个勤劳奉仕队，陆续开赴到查哈阳地区实施“垦荒”计划，并建立了开拓团总部及医院。当时，为兴建这一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大型灌区，日本人每年驱使大批中国劳工的它们挖渠垒坝，兴修水利工程。从1939年至1945年，它们从河北、 山东等地诱*、强抓而来的中国劳工约几十万人。劳工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被折磨而死的不计其数。据记载，仅在查哈阳地区黄蒿沟的劳工就有15万人之多，仅在5年时间内，就有5万多人丧命，按施工时间计算，平均每天要死34人。黄蒿沟贮水池（现太平湖水库）南侧的万人坑白骨磷磷，惨不忍睹……
即使如此，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垮台前夕，它们在查哈阳所建的水利工程仍尚未完工、配套，仅只开荒播种了3万多亩水田，不足计划67万亩的5%，还有801名日本开拓团成员因病故伤亡被埋葬在异 国他乡（包括因日本垮台而自杀殉葬的）……。抗战胜利后，查哈阳地区绝大部分开拓团旧址被毁，遗留未完的水利工程也几成废墟，而日本开拓团成员也一批批撤离回国，所谓“移民垦荒”随之烟飞灰灭。
1945年东北解放后，查哈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里来。1947年9月，查哈阳农场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诞生。 同年12月，嫩江省建设厅厅长王文、副厅长金树原及省财政厅秘书高国范3人受省政府的指派，率领了省行政干校的财政、行政两个班12名学员和4名水利技术人员共赴查哈阳灌区渠首，着手修复、续建这里的水利工程，从此，翻开了农场建设史上的第一页。
1948年1月，西满军区二分区经建处处长王荫庭，率200多人来到毗邻查哈阳地区、仅有几百户人家的平阳镇，创建平阳农场并任农场筹建主任。1948年2月，嫩江省政府又从农村、齐市各区抽调45名骨干，从齐齐哈尔联合中学抽调125名学生，在齐齐哈尔市崔家庙为平阳农场培训了第一批拖拉机手。4月，经1 000名“解放团”官兵和200名工人数月奋战，渠首大、小溢流堤竣工。1949年9月，农场场部从平阳镇迁至原日伪开拓团总部——“大烟筒”地区，更名为查哈阳机械农场。在此期间，东北解放区从苏联进口第一批“纳齐”拖拉机，就一下调拨农场24台，加上原有4台，全场共有28台拖拉机，成为当时黑龙江地区五省一市（黑龙江、松江、牡丹江、嫩江、合江省和哈尔滨特别市），也是全国创建的第一批9个国营或省营农场（其它8个是花园、赵光、萌芽乡师、宁安、兴凯、通北、大洼农场和哈尔滨农林试验场）中机械化力量最强的农场。到1949年末，全场已拥有链轨与轮式拖拉机达63台，占黑龙江地区总量的31%，拖拉机驾驶员89人；农场两年共计开荒10万余亩，收获粮豆5 430吨，并将自己生产的粮食送往前线，支援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的诞生，为查哈阳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查哈阳的建设，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农场建设，并大量投资进行灌区水利工程的恢复和配套。到1955年，查哈阳农场耕地面积已达24万多亩，成为当时最大的国营机械化农场之一。在创业中，这些农场建设者的先驱，住的是简陋的窝棚，吃的是小米、高梁、窝头及大饼子，啃一口咸菜喝一口凉水。他们在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环境里忍受着风雪的袭击，忍受着豺狼的威胁，忍受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却硬用他们的顽强精神，忘我工作，真诚奉献，书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劳动与建设的诗篇。在他们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豪杰，其中有著名的梁军女子拖拉机队；连创作业纪录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世成、王士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孟杰、萨仁、乔文权、杨玉清、方址浩、王奎章。在他们中，还闪现着一大批军人身影，1948年8月，省军区后勤部200多名官兵在李长德率领下，在查哈阳鲍家窝棚开垦屯垦，不久，他们集体转业，成为农垦职工的骨干力量；1956年2月，著名的农建二师部分官兵参加查哈阳的开发建设；1958年，在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的热潮中，有473名转业官兵开赴查哈阳，成为农场建设的生力军。
进入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给农场带来了巨大损失，1961年全场粮豆单产仅41公斤，职工吃粮出现困难，但查哈阳人仍然顾全大局，宁可自己吃代食品，也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1960年至1962年，农场共向国家上交粮食34 520吨。那每一公斤粮食，都体现出查哈阳人对共和国的赤诚！
“文化大革命”中，查哈阳也陷入动荡之际，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干部职工坚守岗位，一心生产，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觉悟。
1968年12月，查哈阳农场组建成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五十五团，后来又分设为五十团、五十五团、六十七团3个团。这一时期，来自京、津、沪、哈、齐齐哈尔及鸡西等大、中城市的11 900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屯垦戍边”为己任，似潮水般地涌进查哈阳大地。他们年龄大的20岁出头，小的仅16岁，正值风华正茂时节。这支声势最为浩大的生力军，如火如荼的青春染红了查哈阳的天空，为农场带来了蓬勃朝气，也带来了城乡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此，农场从教育、卫生、体育、文艺乃至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在老军垦战士言传身教下，知青们表现出战天斗地的豪迈激情，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农场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那是无悔无恨的青春！也正是这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练出了他们的坚毅性格，为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就了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查哈阳送来了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从此，查哈阳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1981年，查哈阳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感都得到极大提高，农场实现了扭亏翻身的目标。
1983年，查哈阳率先在黑龙江垦区实行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60万亩耕地陆续承包到户。这样，将“大锅饭”彻底改成了“小锅饭”，打破了国营农场“一切公营”的框框，走出了一条家庭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新路子。
1988年，查哈阳深化改革，放权转型，职工生产费、生活费自理，并调整产业结构，将插秧水稻列入发展方向。
1990年，农场水稻发展出现高潮。全场插秧面积不仅突破了1987年、1988年、1999年连续三年没实现的万亩规划，而且达到33 947亩，占水稻面积的47%。插秧水稻平均亩产达424.7公斤，比直播水稻增产49.6%；水稻总产量比1989年增产8 968吨，增长了48.2%。从此，查哈阳水稻发展走在了垦区的前列。
1991年，查哈阳在80年代末期水稻创下高产、高效纪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发挥灌区自流灌溉优势，发展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水稻“旱育稀植”为“鸟头”，并以此带动各业发展的农场经济“鸟型工程”。在农业上加大力度进行种植业的结构调整，提出了“压缩小麦、稳定大豆、确保甜菜和增加玉米、水稻种植面积”的方针；1991年至1998年，又分段地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将20余万亩涝洼地块由旱田改为水田，对数万亩的贫瘠旱田进行改良，整治和兴建了水利配套工程。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农场可持续农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家庭农场加大“两自”（生产与生活费用自理）力度，使“两自”率从1993年以前的40%左右提高到1995年后的95%以上；1995年春秋分两次出租四年、五年期水田46 860亩，又将全场1 693台（套）农机具全部有偿转让职工，1997年，将土地“一年一包”改为土地承租期延至2至10年，地租上交以实物（粮豆）代替货币；1999年，又将土地承租期延至30年，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激发了家庭农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生产积极性。
90年代，查哈阳粮豆单产、总产逐年增长，农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7年，农场粮豆单产、总产分别从1991年的189公斤、86 155吨，增至392公斤、216 774吨，增长率为107%与152%。1995年至1997年，农场连续三年创下了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亩产千斤的奇迹。1998年，尽管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却仍有11万亩“摆栽”水稻喜获丰收，单产达550公斤。1992年，全场粮豆总产首次突破10万吨大关，之后的4年里年年超10万吨；1997、1999年、2000年3年，粮豆总产又均突破了20万吨大关。
90年代，查哈阳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水稻面积增达36万亩，中国第一个绿色食品大米基地在这里诞生，1999年，农场粮豆单产超过400公斤，多少年来，人们向往的“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此外，全场工商运建服各业在90年代逐步深化改革，以明晰产权为特征的股份制改造和实现民有民营，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经济结构多元化，使农场的产业结构、经济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农场的小城镇建设在90年代迈上了新台阶，十几栋明亮、宽敞的职工集资楼拔地而起，一座座中、小学教学大楼和中心医院大楼等建筑物星罗棋布，同国内国际联网的数控直拨电话进入千家万户，闭路电视可以收看到全国各地十几个频道的节目，笔直宽阔的水泥道路达47 680平方米……展示在人们面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回首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查哈阳的前进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80年代以前，1958年的“一平二调”、“浮夸风”，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等，曾给农场带来了极大灾难，蒙受了极大损失。80年代前期，刮起了一股查哈阳不适应种水稻的论调，致使农场水田仅剩下几万亩，灌区大量的水利设施被弃之不用，而形成巨大浪费；中期，由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不到位，农场在兴办家庭农场方面一度出现反复，经济发展陷入低谷。90年代后期，因市场不景气、价格低、销售难、种地比较效益下降等因素，往往是丰产不丰收，农场年职均收入仍不高……
无疑，查哈阳的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也应看到，查哈阳还有大量的资源尚待开发，经济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农场的明天将展现出一派更广阔、更壮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