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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惹毛我，要不要投诉
仅仅是因为快递员送货辛苦，从而把货物放驿站或自提柜中这个归因不合理。
首先，驿站或自提柜的面世是一种商业行为，既然是商业行为，必然是在综合各方面因素下，由企业做出的商业布局，对快递行业来说，具有战略意义。比如，菜鸟驿站就是由菜鸟网络牵头建立面向社区和校园的物流服务平台网络平台，是菜鸟网络五大战略方向之一。所以，驿站的设立与否，并不简单归因于快递员太辛苦这一理由。
其次，驿站或自提柜解决了消费者的多元化末端服务需求。针对社区或校园设置驿站或自提柜，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比如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可以方便代收、取件时间灵活。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可以保护隐私、相对安全。对于需要寄件的用户来说，一站到底，无需经过电话预约、等待快递员上门取件等烦琐流程。
再次，驿站或自提柜确实提高了送货效率，节省了时间，同时也减轻了快递员的工作量。按照传统送货上门的做法，一个快递员要完成一件物品的送货流程，需要经过致电收件人、约定送货时间、送货上门三个步骤，每个步骤都存在不确定因素，如收件人未及时接听电话、收件人不在收件地点、收件地点需通过多道门禁等等，每一个环节出现状况，都需要重走一遍相关流程，无论是对快递员还是收件人，其实都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最后，驿站或自提柜也的确给收件人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自提柜超时收费、未能及时接到自提短信、驿站查找货物不便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本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精神，积极加以解决。同时，消费者在网购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备注说明是否需要使用驿站或自提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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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一期，陈铭说的非常好，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包括大型的，投诉功能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谓投诉功能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而已！外卖迟到了往往是公司人力过饱和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你投诉也解决不了！他们不会提升薪水去雇更多的人，因为他们也没有钱。然而你一旦投诉了，不但问题解决不了，公司为了他的形象，公司会扣员工的薪水，让员工一天或两天白干了，他们每天送餐从来都是骑车不看交通信号灯的工作，性命是他们的赌注。他们没有犯错，惹毛你的不是送餐员，而是整个经济体制。但你们的投诉，更应当理智一点。我做过送餐的调配工作。告诉你们，你们的投诉只是在害人，其余没有任何效果。
这是规则和情感冲突的选择，也是角色在社会与个人的博弈之间寻找平衡。对个人来说，是成为规则的基石，为秩序的建立做出贡献重要，还是回归自我，将每个个体（包括自己）独立看待，对每个生命的喜怒哀乐抱以理解与共情更重要？
陈铭老师讲的挺好，投诉也好，好评也罢，都是这个生人社会，商业社会的基础规则。大数据时代下，重要的是保证我们所处的信息洪流下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结合罗胖讲的，不要以德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要以直抱怨，给别人等值的东西，你惹毛我了，我就给你投诉，你服务得好，我就给五星好评，是没错的，这些都是规则，是秩序，往大了说，是维持社会运行的最基本的东西。
陈铭老师从理性角度出发，认为不投诉对那些准时送外卖的小哥来说不公平，更是对商业规则的破坏，不符合契约精神。既然被惹毛了，就应该投诉，这是对个人情绪的真实反映，不投诉是一种“伪善”。
马东老师从感性角度出发，认为被惹毛的情形有千万种，我们要做的是在情绪平息之后考虑投诉这个行为会给外卖小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考虑”使我们更像一个人。
理性还是感性本不能分高低。但我感觉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更倾向于理性和理性衍生出的规则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一直被放在很高的位置上。现代社会追求纪律追求效率，理性成为人们在制定规则、决策时最重要的标准。很多时候感性的缺位是很危险的。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就对现代社会太过崇尚理性、对规则的绝对遵从提出了警告。他认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恶行不是因为现代人的道德沦丧，是现代化使这种大规模种族灭绝成为可能。当年希特勒选择“最终方案”来实现在德国领地上清理犹太人的目标，除了目的本身是邪恶的以外，他的决定是非常符合理性的，不存在一点逻辑上的疏漏。因为要遵守规则，许多善良的德国人成为屠杀犹太人行动中的一员，成为毁灭人性的恶行中的一颗小棋子。这并不是说长久以往，历史会再次上演。只是每个人都不该让理性与感性在自己的心中失衡，我们有理性，因为我们首先是人。
对啊，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仅是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生活得都不容易，上班打卡容易吗，挤地铁容易吗，在一座城市辛辛苦苦工作十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一个厕所容易吗，亲人生病却发现自己那点平时看起来还算体面的工资完全是杯水车薪，容易吗，谁都不容易，如果人人都心软一点，那还怎么玩下去？
是的，都没错，我完全可以理解。外卖小哥惹毛我了，我要不要投诉他？他迟到了，汤洒了，送错了，我饿得半死火冒三丈，我要不要投诉他？
我个人，是狠不下这个心的。我非常非常喜欢马东老师的发言，我们没有办法去对那个企业发生了什么和整个流程里到底哪儿对哪儿不对做出判断，我们只能回归到我们自己。这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观点，从高纬度的角度出发，讲出来的话往往宏大又好听，分析消费者与服务业者，分析年轻人与时代，分析女性与男权社会，分析人民与zf，但高纬度叙事往往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问题，或者说，使我们产生对问题有了理解的错觉，在具体的生活洪流里，你遇到的每个外卖员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年轻人都有现实的苦乐，每个男人女人都比那个性别的标签要鲜活复杂得多。
我们不是那一个个集体名词，不仅仅是。在那个名词之外，我们都是，更是，活生生的人啊。
我这个人总的来说没什么原则和道德底线，对人类社会也不怎么关心，如果以当今互联网的一般标准来看，我算是一个冷漠又自私的人，我只对我的生活负责，为日子里活生生的情绪负责。生活里遇到迟到的外卖员，我是不忍心按下那个投诉的按钮的，他会不会因为我的投诉失去工作？或者今天一天就此白干？迟到一定是他的错吗？是不是也有天气原因或者是上一家不准时拿外卖耽误了他？
我不能说当规则和秩序与个人情感发生冲突时，选择任何一方一定是对的，我只能说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我感谢这种不同选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让我们的社会秩序不至于崩塌，也让个人情感有了容身之处，我不敢想象任何一方不复存在的世界。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往往不在于选择了哪方，而在于有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需要捍卫的是那个余地，而不是各自的阵营。所以我不投诉，你投诉，都没有问题，这才是这个世界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