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任期进入白宫第一天，胡佛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誓言要把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胡佛要求新闻界选出一个记者委员会，来为白宫记者招待会提出改进建议。胡佛还拒绝使用发言人，而是直接与记者对话，并在每次会前向记者们分发一个文本，扼要记述了总统将于会上所作的声明。在胡佛执政后的头四个月中，他举办记者招待会的密度之大不仅超过诸前任总统，也是任何后任所未能及的。不过，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后胡佛就改变了这一媒体政策，不但大幅减少新闻发布会次数，而且开始过滤与会记者。
主要政策
早在1928年11月当选总统之后，胡佛就制定了一个旨在改善国家管理机构的计划。作为进步主义者和改革运动家，胡佛把他的总统任期视为提升全体美国人生活水平的一次契机，而这种提升要借助政府管理和鼓励义工来实现。早在进入政界之前胡佛就批评过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当商务部长时他一直积极地倡导政府监管。现在，成为总统的胡佛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广他的经济理念，并尤其致力于推动国会通过有关关税改革和给予农民补贴的议案。
国内政策在税务政策上，提倡为低收入人口减税（未通过立法），并封堵了若干富人逃税漏洞。在司法方面，指示司法部和国税局以逃税罪名追查艾尔·卡彭，进而取缔其黑帮组织。组织司法部下辖的联邦监狱局并实施监狱改革。还在司法部成立反托拉斯处打击垄断。在劳工问题上，签署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案以限制对劳资纠纷的司法干预。提议建立教育部（未通过立法）。在儿童和教育方面，发布儿童宪章，倡导不分种族和性别地保护所有儿童。召开会议讨论儿童健康和保护等问题。在人民福祉方面，提议通过联邦贷款清除城市贫民窟（未通过立法）。倡议为65岁以上老人给予每月50美元的补助（未通过立法）。召开会议讨论住房建设和扩大个人购房等问题。老兵医疗设施数翻了一番。在环境保护方面，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规划自然保护区，该委员会共将约12,000平方公里和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国家公园和国家林地。在交通和通信方面，就圣老伦斯海路[30]问题与加拿大达成了一个条约，但未在参院得到批准。修建了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要求航空邮递业者采取更加严格的安全措施并提升服务质量。
胡佛的印第安人政策具有特殊的意味：胡佛本人为慈善家，而他的副总统又拥有部分印第安血统。贵格会的教义浸染令他相信印第安人应该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胡佛指派Charles J. Rhoads为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以重组该机构，支持后者有关同化印第安人的主张，并设法弱化印第安人事务中的政府角色。胡佛的目标是让印第安人成为真正的个人而不是从属于部落，并负担起1924年印第安人国籍法所赋予他们的公民责任[31]。
此外，胡佛在任内还扩大了联邦公务员队伍的规模和覆盖面。取消针对政府土地的私人勘采租约。以及在科罗拉多河上修建水坝—后被命名为“胡佛水坝”。
外交政策在外交方面，胡佛政府于1930年发布了克拉克备忘录。该备忘录本为柯立芝任内副国务卿乔舒亚·鲁宾·克拉克（J. Reuben Clark）于1928年所拟，但直到胡佛上任后才得以公开。克拉克备忘录针对西奥多·罗斯福的干涉主义作出了修正，强调所谓罗斯福推论并非门罗主义的一部分[32]。这也成为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对拉美国家所采取的善邻政策之滥觞。胡佛还命令从尼加拉瓜和海地撤军；提议对拉美进行军事禁运；并建议列强裁减三分之一的海军军备（称作胡佛计划）。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胡佛和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确立了所谓胡佛-史汀生主义（Hoover-Stimson Doctrine），称美国决不承认任何以武力夺占之领土。
在他的任期内，胡佛还调解了智利与秘鲁间围绕阿利卡和塔克纳的领土纠纷。根据1833年硝石战争结束后所签的《安孔条约》，阿利卡和塔克纳交由智利统治十年，十年之后经全民公决决定最终归属。但公决从未进行。经胡佛调停，两国于1929年签订《利马条约》，智利保留阿利卡，而塔克纳复归秘鲁。
1928年11月，胡佛开始了为期七周的拉美“亲善之旅”，以向南方国家解释他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经阿根廷时，胡佛躲过了一次由塞维里诺·吉奥瓦尼（Severino Di Giovanni）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他的刺杀。吉奥瓦尼等人打算炸毁他所乘坐的火车车厢[33]，并已得到了一份胡佛的铁路行程表，其中详细记载了他抵达每一站的时间。不过，吉奥瓦尼未及安置炸药就事败被捕 。胡佛本人从未提及过此事；他对阿根廷的赞美之词在东道主国和媒体都得到了良好反响。
胡佛对经济政策的态度主体上是基于志愿精神来维持。早在执政之前，胡佛即支持以公私合作来实现长期高效增长这一概念。他害怕过多的政府干预或强迫会剥夺企业的个性与独立，而在他眼中这两个要素正是美国价值的核心。因此，大萧条的到来不仅是对国家经济，也是对胡佛的理念的考验。虽然据胡佛在其回忆录中的说法，危机伊始，他拒绝了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弃之不管”的建言，但是，一些批评家（如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则批评在秉持自由放任的经济观这一点上胡佛与梅隆其实是相同的。为抑制大萧条所导致的经济剧烈下滑，胡佛做出了多种尝试，但几乎无一奏效。当萧条初期经济形势急速恶化的时候，胡佛拒绝了通过立法给予援助—他相信这会使民众变得依赖联邦政府。胡佛所采取的方法是与商界合作制订了许多基于志愿原则的对策，鼓励州和地方政府做出反应，以及加速联邦工程建设。直到他的任期快结束时，胡佛才开始支持一系列的立法解决方案。
1929年，胡佛批准了墨西哥裔人口遣返计划（Mexican Repatriation program）。这一计划旨在减少墨西哥裔人口造成的就业竞争，并降低市政援助的负担。计划一直实施到1937年，其间共有50万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被送回墨西哥，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强迫离开的。
1930年6月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胡佛签署了该法案。这项法律提高了数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意在通过增加进口商品的价格来鼓励美国人购买本国商品、增加政府收入、以及保护农民利益。然而，此时经济危机已蔓延至全球，其他国家作为回应也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结果，国际贸易大幅下降，反而加剧了萧条。
1931年胡佛发表《延债宣言》（Hoover Moratorium），建议各国政府间的债务、赔偿及战债军延期一年偿付，但同时各国欠美国的债务不能取消。由于所接受的赔偿大于应支付之战债，法国等国对这一提案表示反对。最后法美不得不单独达成协议以谋求妥协。但是，宣言并未缓解经济危机。随着其一年期时限的接近，各国开始设法彻底解决一战遗留的债务问题。1932年7月，各有关国家在洛桑签订《洛桑协定》，规定德国在未来37年内支付总额为30亿马克的最终赔款，其中一部分作为国际基金，一部分给美国。会上，英法答应放弃赔款，同时要求美国也相应取消战债。但是，胡佛在1932年11月拒绝了英法取消战债的要求。尽管如此，法英还是于1932年至1933年间相继停止支付战债。另一方面，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更是完全否定了德国的赔款义务。一战债务问题至此也只能不了了之。
1931年，胡佛敦促国内各主要银行成立了一个称为国家信贷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的银团组织。胡佛鼓励国家信贷公司的成员银行为小银行提供贷款以防止它们倒闭。但这些大银行并不愿意提供这种贷款；并且，即便是提供，也通常要求借款银行提供最大额度的资产作为抵押。政府很快就认识到国家信贷公司并无力实现建立它的初衷，并迅速被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取而代之。国家信贷公司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胡佛依靠志愿主义来扶持经济的信念。
到1932年，大萧条已经扩展为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在美国，失业率高到24.9%，农业腹地持续干旱，大批企业和家庭拖欠还款，超过五千家银行倒闭[43]。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因无家可归而聚集起来居住在帐篷搭制的城市营地中。这些流离失所者称这些营地为“胡佛村”（Hooverville），以表达它们对联邦政府未能给予足够援助的不满。对此，胡佛和国会批准了联邦住宅贷款银行法（Federal Home Loan Bank Act），以刺激建设新住房，并减少贷款人的止赎行为。由于之后止赎的减少，这一措施看似取得了效果；但还是作用太小、且来的太晚。
在萧条开始以前，胡佛的首任财长梅隆提议并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其中将最高所得税税率由73%减为24%。萧条开始后，随着居民收入大幅下降，低税率导致联邦预算严重赤字。对增加联邦收入的迫切要求促使国会于1932年通过新的税收法，全面提高了各种税率。其中，最高所得税的税率重新上调为63%，接近1928年之前的水平；不动产税加倍；企业税上浮约15%。此外还新增支票税，规定对所有银行支票另征2美分的附加税。William D. Lastrapes和George Selgin等经济学家认为支票税是导致当时银根严重紧缩的一个重要因素。胡佛还鼓励国会调查纽约证交所，这一压力导致了后者的多项改革。
1932年，胡佛政府为拯救经济进行了最后一搏，通过了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其中包括为公共建设项目提供资金和成立重建金融公司等内容。重建金融公司的目的是向金融机构、铁路和农民提供政府担保的贷款。这一机构在建立初期并未产生太大效应，但富兰克林·罗斯福保留了其设置，并将其大幅扩大为新政的一部分。
胡佛的增税和干预市场等措施使得自由主义者批评他领导下的美国是中央集权经济体制。富兰克林·罗斯福指责共和党政府开支和征税过多、增加国家债务、提升关税、增设贸易壁垒以及在政府救济上花太多的钱。他还攻击胡佛“鲁莽和过分的”开销，批评其“尽快将控制集中在华盛顿”的想法，称胡佛领导的是“任何历史上的和平时期当中最能花钱的一个政府”。罗斯福的竞选伙伴约翰·南斯·加纳干脆指责共和党是在“引领美国走向社会主义路线”。
但是，就联邦政府的干预力度而言，胡佛的政策相比于之后新政所施加的措施实为相形见拙。而且，当胡佛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时，他反复重申这样的观点：尽管民众不应该挨饿，但救济他们主要应当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新政拥护者、罗斯福智囊团成员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后来评价道—尽管当时没有人会这么讲—“实际上整个新政就是胡佛所开启之政策的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