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的中日交流主要是由宋代的海商来完成的。由于遣唐使将以陶瓷器、典籍、香药、高级丝织品为主的唐物大量带入日本,使整个日本贵族社会推崇唐物并产生大量需求。但是由于日本朝廷通过先买权把持着中国输出品,其余贵族不得不考虑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这些输出品。
平安时代的日本外交是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在10世纪陆续结束了同东亚其他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同吴越国、宋朝、高丽等建立的走私贸易，几乎使贸易成为了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唯一交流方式。在日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由于地缘的关系，最先建立起了与新罗的贸易。从818年开始，商人们带着中国商品去日本，受到了公卿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出现了朝廷的采购专使与富豪贵族之间争抢的情况，并且大宰府的官员为了利益也开始参与走私贸易。那些商人为了确保贸易的正常进行，向公卿们赠送大量的中国典籍，两国的贸易逐渐活跃。
由于博多的特殊性，使当地的官员甚至是整个九州的官员都有机会借助自己的职权，通过宋日贸易来获取并积累财富，例如大宰府的官员藤原惟宪利用职权扣押宋商货物。这种行为也为日后平家的崛起提供了资金来源。日本商人在一些贵族的默许下，带着硫磺、水银、兵器从萨摩、筑前出发到高丽进行贸易。宋日之间的贸易也不是完全顺利，例如大宰府官员私自扣押商品，获取财富的行为不在少数。
平安时代的贸易往来，宋商来往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与上一个时期的遣唐使十五到二十年一次的交流相比较，这个时期就显得特别繁荣。宋商平均一年一次到博多进行贸易，而日本朝廷通过先买权获取大量的物品，却因为无法支付大量的黄金而限制往来贸易。更加激发了走私贸易的盛行，以贵族和地方官员为主的公卿一方面支持宋商的往来，一方面积极同高丽进行走私贸易，使得朝廷逐渐失去了对于贸易的约束力，在12世纪彻底的丧失了对于贸易的国家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