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的日本外交中 经济外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十到六十年代，经济外交发挥了为经济腾飞开拓海外市场的功能。七十年代 经济外交成为“ 经济安保” 的有力手段。八十年代，经济外交在围绕“ 综合安保” 和争当政治大国而展开的外交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尤其是在冷战后争当政治大国的新阶段中经济外交仍在旧本的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 即被用以追求政治、 安全上的目的 。以致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 3这又可以称之为“ 经济外交的政治化” 而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 就在于这种政治化倾向的不断发展经济外交之所以在战后日本外交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由日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日本自身外交决策所决定的。 这种特征的形成原因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战后的国内外环境，否定了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运用军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从国际环境看，战后出现的“ 雅尔塔体制” 旨在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后来 日本虽加入勺日金山体制” 并重建起“ 自卫队” 这一武装力量 但国际社会反对 日本重开军事外交的状况并未改变。 从国内条件看，战后新宪法第 条规定 “ 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 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 为此 “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上述国内外条件 加上战后高涨起来并已深入人心的和平主义思潮和舆论 对日本重蹈军事外交覆辙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 ，由于战败国的地位，战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变得十分狭小，在战后的国际社会中，日本是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战败国，并被打着盟军旗号的美军占领达6年之久 。 今天的联合国正是由雪时战胜日本等法西斯势力的盟国所创立，其宪章第53条“ 强制行动” 中至今保留着有关“ 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 的内容，其107条“ 有关敌国的行动” 中则规定着’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为本宪章签署国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日本等国而制定的内容被称为“ 敌国条款”。以这种身份恢复外交权的日本，在重新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圈子的过程中探受西方各国的抵制和“ 歧视’ 在与亚洲邻国的交往中则难以被身受其害的各国所信任。
三，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方针，使日本推行独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为降低。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下 美国力图把日本筑成遏制苏联阵营的防波堤，而日本统治集团也主动倒向美国一边。战后两度执政的吉田茂与美方积极配合 通过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确立了以对美协调为基轴的外交方针。 在此方针下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国际事务上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其结果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关系难以克服与日美关系的反差对社会主义各国二的关系则倍受美国“ 遏制” 政策的制约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往往因受制于美国而陷于被动。
四，在战后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外交成了日本得心应手的外交形态。在战后各种条件的制约下，日本以追求经济繁荣为立国之本，把经济外交作为其主要外交手段。 吉田内阁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以经济发展和对美协调作为外交的核心 在国际事务中主动保持低姿态 并以经济外交为经济增长拓展了国际环境。 不仅如此，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能力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日本在处理政治、 安全等间题时也往往以经济外交为重要手段。 于是，经济，外交的功能超出了纯经济间题的范畴，而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显著特征。
日本外交主要建基于日美安保条约，或美日防卫协定。作为美国于亚洲关系最密切的同盟国，以及战后几十年美国对日的军事协助，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某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安倍晋三与麻生太郎内阁自2006年起即为倡议强调已与日本同样具有尊重和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国家强化合作的价值观外交与自由与繁荣之弧。
摘自《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作用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