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六朝时，前来广州与我国通商的国家计有大秦（在今地中海东岸）、天竺（在今南亚次大陆）、师子国（在今斯里兰卡）、ｊì＠⑨宾（在今克什米尔）、占婆（在今越南中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金邻（在今泰国）、顿逊（在今马来半岛）、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盘盘（在今马来半岛）、丹丹（在今马来半岛）、诃罗单（在今爪哇岛）、干陀利（在今苏门答腊岛）、婆利（在今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十余国。
六朝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以下有利条件。首先，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海上航路，使广州得以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埠。汉代，由于造船、航海技术的局限，商船需沿海岸线航行，濒临北部湾的徐闻、合浦是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商船先沿广东海岸线至徐闻、合浦，再从这两个港口出海。《汉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了汉代从徐闻、合浦启航，沿北部湾折南，经中南半岛东岸，穿越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而至黄支国(印度东南部)的航线。六朝时期，中外造船技术都有了明显进步。《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引《南州异物志》记述了海外诸国的造船技术：“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万斛大约相当于千吨。这些海舶航行速度甚为快捷，因其“随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1〕 此类四帆之舶的出现大大加快了航行速度。当时，在东南亚地区还出现了七帆船，如果顺风航行，一个多月就可扺达大秦(罗马)。〔2〕六朝时期，中国南方亦制造出了载重千吨的大舶，《荆州记》云：“湘州七郡，大盘艑之所出，皆受万斛。”〔3〕东晋，占据广州的卢循农民起义军曾作八槽舰“起四层，高十余丈。”〔4〕六朝时期，中外造船技术有了提高，船舶载重量大，不仅速度快，而且较能扺御海上风浪的袭击，故能胜任远洋航行。商船已无需象汉代那样沿海岸线航行，而开始选择快捷的航线，即从广州启航经西沙群岛海域直达东南亚。晋代求法僧人法显从印度附乘商船回国，其所着《佛国记》提到有商人云从耶婆提(爪哇或苏门答腊)“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可知晋代从广州直趋东南亚的航线已经开辟了。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调查中，在西沙北礁发现了南朝时期沉船遗留下来的六耳罐和陶杯，〔5〕证实了商船曾从这一海域通过。?
其次，广州便利的交通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其作为海外贸易中心的基础。当时，海外贸易中进口商品都是珍宝奇货，这些舶来品多不在岭南地区消费，而要转运到内地销售。以丝货、陶瓷为主的出口商品，其主要产地也不在岭南，它们多由内地商人贩运而来。这就要求作为外贸港口的地区，经济发展，交通便利，以利于进出口商品在本地销售和转运。公元217年，孙权把交州州治从广信迁到番禺(广州)，此后广州便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自东汉黄巾起义后，北中国陷入连绵不断的战乱之中，地处南方边陲的岭南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原人民开始辗转南迁，避乱于此。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汉人纷纷南渡，徙居岭南。纵观从东汉末年至陈亡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六朝时期大量汉人徙居岭南，他们从经济相对繁荣的中原居于荒芜的南陲蛮邦，生存的需要促使他们致力于经济上的开拓。这样不仅增加了开发岭南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带来了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汉人的大量南迁给岭南提供了一次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广州经济正是在这种有利因素下，获得发展。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北缘，南滨海洋，通过珠江水系，经灵渠道、萌诸岭道、桂阳道、武水道、大庾岭道及海上通道与内地进行商业贸易。此为广州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南方政权向外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割据江东的孙吴在致力开发东南地区经济的同时，十分重视向海外发展。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求夷洲及亶州。”〔6〕亶州即吕宋。孙吴时交州刺史吕岱也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吴国的海上活动，为此后海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晋、南朝的贵族，生活奢华，喜搜求异国珍宝，但由于偏安江南，与外域通商的西北陆路交通断绝，于是谋求海上通商之路。《宋书·夷蛮传》曰：“晋氏南移，河陇[HZ（][XCZ6.tif;%35%35][HZ）]隔，戎夷梗路，外域夭断。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汉衔役，特艰斯路，而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由兹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反映了南方政权统治者为追求奇珍异宝，不惜远航海外诸国的情景。广州的六朝墓葬中，曾出土了大量玻璃、玛瑙、珊瑚、玳瑁饰品。南京和长江下游的大型墓葬中，也常见有玻璃、玛瑙、珊瑚、玳瑁饰品以及随葬所焚熏的杂香。这些都是南方贵族所追求的海外奇珍异宝。?
六朝时期，广州不仅是全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幷且也是一个国际港口，在国际海上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广州“舟舶继路，商使不绝”，〔7〕不仅汇集了南海诸国(东南亚各国)的商使，还有远至天竺、波斯、阿拉伯、大秦等远海诸国的商人。?
大秦在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遣使从海道来朝，开始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三国时，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从海道至交趾。到晋代大秦商使开始在广州登岸，《艺文类聚》卷八十五载：“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可见，晋代，大秦和广州已有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在六朝时期的广州，还可以见到来自阿拉伯的商船。这一地区造船的特点是以椰子或桄榔树皮搓成的绳子代替铁钉来缚船。晋代嵇含所着《南方草木状》载其特征云：“(桄榔)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唐刘恂《岭表録异》中更详细地记载：“贾人船只，使桄榔须系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岭表録异》中所载的贾人船是阿拉伯船。由此观之，六朝时期，阿拉伯商船已航至广州，其造船特点遂为时人所注意而记载之。?
六朝时期，广州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可从史书中知其大概，据魏晋南北朝诸史记载，南海诸国经广州来朝贡的次数如下：三国吴1次，东晋9次，宋23次，齐缺载，梁39次，陈14次。来贡诸国有林邑、扶南、占婆、盘盘、丹丹、狼牙修、阇婆、婆利、干陁利、诃罗单、婆皇、狮子国等。其中扶南、占婆在晋至南朝各遣使二十多次。南海诸国遣使朝贡实质上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宋元嘉七年(公元430年)，诃罗单国遣使奉表经广州来朝贡，表中希望能与宋政权遣使以通商贸易，其表曰：“伏原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陵夺。愿自今后，年年奉使。”〔8〕道出了其遣使朝贡的目的。各国使团中，有的是由商人组成的。如“宋末，扶南王姓忄乔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9〕实际上是以官方贸易的形式来广州通商，对这种以遣使为名来通商贸易的情况，马端临就曾指出：“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10〕?
海外诸国除了以“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货易”〔11〕的方式来通商贸易外，还有民间商人的贸易。晋代天竺僧人法度，其父为商人，“久停广州，往来求利”。〔12〕宋蕃僧求那跋摩曾附商人船至广州。这些都是有明确记载的民间商人。又《梁书·王僧儒传》曰：“郡(南海郡)常有凉生口及海舶每岁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这些海舶实为外徼人的民间商船，故州郡官吏敢于垄断舶来品的贸易谋利。《南史·吴平侯景传》亦云：“广州旁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梁萧劢出任广州刺史后，“纤毫不犯”，外国舶遂“岁十余至”。由此看来，当时来广州通商的民间商船数量相当可观。?
六朝时期，中国商使频繁往来于广州和海外诸国间，形成“商船远届，委输南海”〔13〕的情景。?
对外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或丝织物为大宗，柯斯马斯所着的《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一书提到，中国的丝绸等商品首先运到锡兰，然后再由波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等地商人转运到波湾斯和红海。四、五世纪，罗马帝国上层社会竞奢华，对中国丝绸需求量很大，丝绸曾与同等重量的黄金等价。从出土的丝织物来看，四至五世纪罗马帝国辖下的埃及输入的中国丝绸明显增多。考古发现，四世纪埃及卡乌有用中国丝织成的织物；五世纪，埃及更多使用中国丝在当地织成丝织品。〔14〕故此，这条以输出丝货为主的海上商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其起点在广州，终点远至北非。?
除丝货之外，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还有陶瓷以及岭南的特产肉桂等。?
进口的商品以香料、吉贝、犀角、象牙、琉璃、宝石、珠玑等为主，其中又以香料为大宗。晋、南朝正史中记载从海外诸国输入的香料有来自林邑、扶南的沉木香，盘盘的沉香，狼牙修的栈香、沉香、婆律香，大秦的郁金、苏合，天竺的旃檀。何以中土对外域香料如此需求?究其原因，一是六朝贵族生活的需要，他们以香料熏衣、沐浴、随葬，或作为中药使用。二是六朝佛教盛行，焚香供佛需要大量香料，本来岭南亦有香料出产，但供不应求，且质量不及舶来品。所以在进口商品中，以香料为大宗。由此，“海上丝绸之路”亦有称为“香料之路”或“香药之路”的。?
六朝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广州成为一个“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当，充溢耳目”的商埠。当时的广州以其内地所罕有的海外奇珍而成为富裕之区，为南方政权所重视，而历朝到此任职的官吏也多把这片饶沃的南土作为私人财富聚敛之地。晋代岭南“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15〕南齐时，“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16〕南梁广州对外贸易处于高涨时期，官吏侍机渔利，“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他们“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17〕六朝时期，“籾积王府”的广州，各种海外奇珍源源不断输入朝廷，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孙吴时，统治者就对岭南采取以奇珍特产代替田户租赋的赋税征收办法：“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18〕各种海外奇珍还作为贡物大量流入京畿。这些物品起了补充国库的作用，梁萧劢为广州刺史，“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以至梁武帝感叹：“朝廷便是更有广州”。〔19〕陈欧阳頠刺广州时亦“奉献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20〕因此，六朝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已成为南方政权辖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财富之区。?
六朝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或终点，亦即是全国海上贸易的中心和国际贸易港口，为唐宋以后对外贸易的繁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元时期是怎样对外贸易的？
西汉的海上贸易并不发达，但如果真要说繁荣，那和唐朝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我先说说唐朝的繁荣原因：
一、条件： 1、国家安定统一 2、经济文化繁荣 3、对外开放政策 4、海陆交通发达
二、对外交往的盛况 1、东亚 -- 朝鲜、日本 2、南亚 -- 天竺 3、中亚 -- 波斯、大食 4、西亚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对外交通的道路主要有两条，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可达朝鲜，西经敦煌，越葱岭，东到印度，伊朗，阿拉伯各国，向西的一条与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有一定的相类，海路从登州，扬州出发，可达朝鲜和日本，从广州出发，可达马来半岛、印度、波斯湾，这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唐朝正是因为有了这几条便利的交通线，才使得对外友好往来得以发展。
前面提到南方大都会广州，这是自汉朝以来就与海外通商的都市，唐朝时成为南方重要的外贸中心，阿拉伯、波斯、印度、南洋等地的商人、僧侣云集广州，为了加强管理，唐政府在广州设市舶使(付板书)，管理对外贸易，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置对外贸易的官署。
以上便是唐朝的对外往来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繁荣的原因，正因为唐朝具备了以上的条件，所以它同亚洲欧洲国家的往来频繁，
宋元：对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海外贸易发达。对外交往东达朝鲜、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一些国家，南宋的外贸所得，在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时大都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居住十多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 繁盛的海外贸易 宋朝西北陆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经营困难，所以对外贸易都较之历代进取，其可说得上是当时世界外贸最发达的国家。《宋史：食货志》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由此看来，当时对外的商业买卖活动在南方较为蓬勃。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四六之一又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温州，当中以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另外负责处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管辖杭州(今浙江省杭县)、明州(今浙江省鄞县东)、温州(今浙江省永华县)、秀州华亭县(今浙江省嘉兴县)、青龙镇(今浙江省青龙县)五处市舶务，与日本、高丽、大食等50多个地区贸易。宋太宗专门派人“各往南海诸番国”，以类似特许通行证的“空名诏书”的发放来招引海外商人来华贸易。宋高宗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时期“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点评：朝廷国策、民间氛围以及国际环境的各种因素，使得两宋时期的经济高度发达，对外贸易频繁。但是，弱小的军事力量、庞大沉冗的官僚集团以及文弱的风气，又使得两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将强大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强盛的军事力量，失去了开疆劈土的激情。于是，宋朝与日本的国际关系用两个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贸易”。 宋日贸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来日两国贸易始终继续不衰。首先是宋朝需要对日贸易。宋朝经济通过一段恢复时期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煤的广泛应用，促进冶铁技术、质量和产量的提高；铜精炼法的出现促进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铸铜钱技术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自古以来就是传统出口商品的丝织品和刺绣，不仅恢复而且有所发展。此外，造船业发展较快，在内河出现“百石船”，远洋航行的“客船”可载二千斜粟。政府使用的海船，长宽都比客船高出三倍。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仅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而且船身坚固，经得起风浪。由于宋朝注意对外贸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贸易从未中断。其次，日本国内状况要求发展对宋贸易。但是，日本禁止对宋贸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日本贵族生活对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执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货的需求者。唐代贵族的糜烂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层社会，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产的丝织品，甚至连其婢女亦皆穿戴进口衣服。紫式部的日记中，记载当时大纳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会上的衣着。每天一套唐式衣裤，浓淡相配；颜色样式不相重复。连内傍跑穿唐武衣服，在这个时期日本文人撰写的小说、评话、传奇等，如《荣华物语》、《源氏物语》等书里人物的衣着样式、质地，全是唐式的和从唐进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这个时期也趋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从贸易中获得极大益处，也是对宋贸易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点评：由于宋朝军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影响，无法像后来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强那样开展海上霸业，因此，宋朝与海外诸国的贸易是纯粹的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标的。即使如此，与同时代世界各国相比，宋朝的经济强得太多，只用正常贸易手段也给日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日本需要的是丝绸、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据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宝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过量，竞不得不发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贸易时，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贸易也多带砂金以换取铜钱。日商携带黄金最多的年代，总额近四、五千两之多。加上贸易中所得的铜钱，每次日商赴南宋总会带回大量铜钱。因此，南宋铜钱外流十分严重。铜钱外流，自北宋时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但那时主要是以来商携带的形式流到日本，现在，日商直接偷运，遂使南宋出现铜钱严重短缺。 元日贸易 元帝国与欧亚两大洲的许多国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对日贸易在元朝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小。元世祖准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军事手段，以达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所以，在元世祖时期，对日商入元无任何限制，甚至还有意创造一些有利条件，以利日商的往来。只是由于幕府坚持不通和好，两国才没有发展成为正式的外交关系。第二，由于日本国内的各种原因，要求对元贸易。 点评：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贸易可以说是宋日贸易的延续，在此不再详细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