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7日，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先生，于凌晨三点十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9岁。
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高文彬参加东京审判，先后任国际检察局翻译、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职务，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亲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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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收集证据证明日军罪行
1922年，高文彬出生于上海，从东吴附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此时的上海正处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目睹中国人民饱受欺凌，高文彬更加坚定了以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的决心。
1945年，高文彬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这位24岁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把充满一腔爱国情怀又精通英文的高文彬推荐给了向哲濬。
起初高文彬是作为翻译来到东京的，但很快就被向哲濬任命为秘书，协助搜集、整理证据。从1946年5月到1948年9月，高文彬一直担任向哲濬检察官秘书，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
也是在东京审判中，高文彬第一次全面了解日军的滔天罪行。为了将那些逍遥法外的刽子手绳之以法，他在国际检察处卷帙浩繁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
1947年底的一天，他看到一张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淞沪战场向南京进攻途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数量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照片上两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拄地、恶魔般地狞笑着，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刀下。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这份报纸复印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递交给国民政府。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经过半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
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人和谷寿夫被押到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211个冤魂和30万名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
中国青年报—东京审判最后一位全程见证者高文彬去世
东京审判:法官座次的台前幕后
2003年春，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被意外发现。日记的主人就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本书是梅法官的孙子梅朝荣根据留存的日记编著而成，再现了当年那场耗时2年7个月、历经了817次庭审的艰难审判，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东京审判》9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热映。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法官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侵略者的机会。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日本战犯最终被押上了“东京审判”被告席。中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12月底，一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参加审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
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最终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璈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汝璈是因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国际审判而闻名于世的。但一位国际法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根本原因：“事实上，梅汝璈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的唯一法官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他不屈的民族气节、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
■座次关乎国家荣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璈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璈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
梅汝璈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璈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预演时的顺序。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 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有史以来出席国际会议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璈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 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