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雷斯人的内部究竟涵括多少个支系或部落，历来众说不一。希罗多德主张为19个，而依照斯特拉博的说法，仅多瑙河以南色雷斯即有22个，嗣后拜占庭的斯特凡努斯则列举出了43个。这个数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有变化的。卡扎劳将其归因于在持续不断的长期相互争斗中，许多较小的部落被最终消灭，或是被较大的部落所吞并。但若全是如此的话，部落数量理应愈趋减少，怎会反倒增多？所以，也还有可能是由于色雷斯族群内部关系过于复杂，古代不同时期的学者未必都能亲历其境，直接掌握全面情况，特别是那些与周边民族发生过混融的族团，其真实面目往往扑朔迷离，亦此亦彼，莫说古代作家难辨其详，后世学者就更因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不免掩卷浩叹了。例如，一般已被列为伊利里亚族系的培奥尼亚人（Paeonians），现代学者中即仍有人以其含有色雷斯成份而宁愿将其划入色雷斯族系。据希罗多德所述，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与色雷斯人颇为相似的阿伽杜尔索伊人（Agathyrsi），却被现代学者划入了自南俄草原西迁而来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或萨尔马特人（Sarmathians）族系。此外，作为现代罗马尼亚民族先祖的盖塔人和达西亚人，今多已确认其色雷斯族属，但学术界亦曾长期对此存有过争议，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此，对色雷斯族群的具体成员及其实际数量要真正达成共识，恐怕并非一桩易事。
根据我们现今获取的材料，属于色雷斯人族群的大致包括以下支系或部落： 居住在赫布鲁斯河（今马里查河）支流阿尔提斯库斯河两岸的奥德里西亚人（Odrysae/Odrysian）；居于马其顿东南海岸狭长地带的皮埃里亚人（Pieres/Pierian）；居住在奈斯托斯河与斯特里蒙河之间的埃多尼亚人（Edoni/Edones）、萨特莱人（Satrae）；栖居在卡尔息狄斯的锡索尼亚半岛的锡索尼亚人（Sithonii/Sithonian），或为埃多尼亚人的一个分支。身份尚存争议的培西人（Bessi），曾被希罗多德称为萨特莱人的支系。还有居于斯特里蒙河以西马其顿地区的比萨尔提亚人（Bisaltae/Bisaltian）；位于阿克修斯河右岸的波提亚人（Bottiaei/Bottiaean）。居于阿克修斯河与斯特里蒙河之间的克列斯通尼亚人（Crestonaei/Crestonii）；位于埃诺斯河附近平原的阿普辛提安人（Apsinthii/Apsinthian）。在刻尔松涅斯（今盖利博卢）半岛的多洛科伊人（Dolonkoi/Dolonci）；世居罗多彼山东南一带的特劳索伊人（Trausi）；位于赫布鲁斯河以西沿海地带的奇科涅斯人（Cicones/Ciconian）。居住在马其顿东部、接近塞尔迈湾一带的米哥多尼亚人（Mygdones）；居于罗多彼山和爱琴海之间、阿布德拉城附近的比斯托尼亚人（Bistones）；位居潘加欧斯山一带的撒帕伊亚人（Sapaei/Sapaeans）。曾被视为累姆诺斯岛古老居民、后来移居马其顿的辛提亚人（Sinti/Sintian）；位于斯特里蒙河西岸、斯科米乌斯山南坡的密底人（Maedi/Maedian）。在赫布鲁斯河与迈拉斯湾之间的科埃拉勒泰人（Coelaletae/Coeletae）；在今保加利亚索非亚一带居住的塞尔迪人（Serdi）。
色雷斯人的北支包括盖塔人（Getae,一译葛特人）、达西亚人（Daci/Dacian）。希罗多德曾称誉盖塔人为“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 ，他们栖居于哈伊莫斯山（今巴尔干山）以北、多瑙河下游及黑海沿岸、直至南俄一带。达西亚人住在喀尔巴阡山、特兰西瓦尼亚及巴纳特、克里沙纳、马拉穆列什地区。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常被合称为达西亚－盖塔人；斯特拉博更明确 指出，达西亚人和盖塔人操的是“同样的语言”。托勒密的记载中提到过的达西亚部落据说不下于12个，其中包括：居住在达西亚西部约当今克里沙纳、巴纳特一带的普雷达文西人（Predavensii）、比耶菲人（Biefii）、阿尔伯森西人（Albocensii）、和萨尔登西人（Saldensii）；在今达西亚中部地区，从北特兰西瓦尼亚、特尔纳瓦河地区，向南直达多瑙河畔的奥尔泰尼亚、西瓦拉几亚一带的拉塔森西或拉卡坦西人（Ratacensii/Racatensii）、布里达文西人（Buridavensii）、波图拉坦西人（Potulatensii）及凯亚基西人（Keiagisii）；还有居于达西亚东部，即今摩尔多瓦和东瓦拉几亚一带的科斯托博契人（Costoboci）、考科恩西人（Caucoensii）、锡恩西人（Siensii）和皮耶菲吉人（Piefigii）。除了托勒密提及的那些部落以外，达西亚人内部也包含居住在摩尔多瓦的卡尔皮人（Carpi）、居于奥尔特河口的苏契人（Suci）、索梅什河一带的安萨门西人（Ansamensii）以及阿普利人（Apuli）诸部落。甚至达西亚人本身的属名Daci、Dai或许也是起源于他们之中的一个重要部落。盖塔人当中则包括科拉利人（Coralli）、居处多布罗加南部的蒂里齐人(Tirizians)、克罗比齐人（Crobyzi/Crobizians）等部落。曾因被亚历山大大帝击败而闻名的特里巴利人（Triballi），亦说可能是盖塔人的一个分支，
此外，色雷斯族群还包括生活在多瑙河以南、今塞尔维亚东部及保加利亚一带的默西亚人（Moesi/Moesian），赫布鲁斯河平原产麦区的彼洛格里人（Pyrogeri），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巴斯塔内人（Bastarnae），其下也许还包括皮欧西尼人（Peucini）。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分别或共同提到过的色雷斯人部落另有帕埃托伊人（Paeti）、德西亚人（Dersaei/Dersaean）、奥多曼蒂人(Odomanti/Odomantes）、迪伊人（Dii）、德罗伊人（Droi）、培尼亚人（Panaean）、第安人（Dian）。色诺芬记载过的一些色雷斯部落名称，则见有米兰狄泰人（Melanditae）、麦林诺法基人（Melinophagi）、特兰尼普赛人（Tranipsae）、蒂尼亚人（Thyni/Thynians）等。其它古代作家提及的色雷斯人部落又有阿斯提人（Astii/Astae）、卡埃尼人（Caeni）、马杜阿特尼人（Maduateni）、科皮莱人（Corpili/Corpilaes）、凯布雷尼人（Cebreni）、斯卡埃博耶人（Scaeboae）、德尔洛尼人（Derroni）、奥雷西伊人（Orrescii）、泰恩特尼人（Tynteni）、布伦纳伊人（Brenae），等等，可能还包括莱吉里人（Ligyri）。
希波战争时期仍留居马其顿北部一带的布利吉人（Brygi/Bryges），亦曾被看成是一个色雷斯部落。希罗多德认为，居住在小亚西北部的弗里吉亚人（Phryges/Phrygians），即源自于欧洲巴尔干邻近马其顿地区的Briges（此或即布利吉人的另一译法）。当他们中的一部分早年移居亚洲时，便改变名称而为弗里吉亚人了。在希腊神话里，弗里吉亚是一个同拥有点金术的弥达斯国王和戈尔迪乌斯之结一类神奇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与国家。斯特拉博也说到过Briges曾有部分渡越海峡进入亚洲而改名为Phryges之事。布利吉人和弗里吉亚人的希腊文表达形式，分别为Βρυγοι/Β1 ριγεζ和Φρυγεζ，从语源上看两者似乎相当接近，或系同名异读。另一位历史学家桑索斯在肯定弗里吉亚人起源于欧洲的时候，曾详细述及其先祖在斯卡曼德留斯的率领下，自攸克辛海西边迁移而来的一幕。可以推知，弗里吉亚人与布利吉人、以至更大的色雷斯族群间可能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至于弗里吉亚人由色雷斯地区进入小亚的时间，有谓公元前第2000纪晚期，也有则具体到了大约公元前12世纪左右特洛伊战争时期。以语言背景而论，弗里吉亚语是比较复杂的，常被一些学者视作“与色雷斯语有关系”。
一般认为，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的比提尼亚人（Bithyni/Bithynian）和密细亚人（Mysi/Mysian）大概也是从巴尔干跨越海峡而来的色雷斯移民的后裔，抵达移居地后可能又发生过与本地土著居民的混融。根据阿庇安的记述，比提尼亚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参加特洛伊战争后逃亡的色雷斯人残部，他们大概不是因为找不到船只横渡海峡返回色雷斯而被迫留居小亚，就是回归色雷斯以后因不堪忍受饥馑遂又掉头重返小亚的。希罗多德主张，比提尼亚人的前身是原居斯特里蒙河畔的斯特里蒙人（Strymonii），被逐出色雷斯故土移居小亚之后才改称现名的。色诺芬则直接称之为“比提尼亚色雷斯人”。蒂尼亚人（Thyni）同样也是从色雷斯迁入小亚的。“蒂尼亚人”和 “比提尼亚人”以希腊文标示分别为Θυνοι和Βιθυνοι，除前缀外，完全相同。为同名异读，抑或两个单独的族团，尚不能确定，但至少表明他们可能存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小亚西北隅的比提尼亚地名，又有蒂尼亚（Thynia）之称。据说，比提尼亚人的迁移，大约是在早年弗里吉亚人入侵小亚以后接踵而至的。密细亚人的先民也被认为可能源于色雷斯，但古代作家对其文化特征和源流沿革的描述却语焉不详。克罗斯兰认为，密细亚人[最早曾以“穆什基人”（Muski）的名义出现在亚述人的史料文献中]可能比弗里吉亚人更早进入安纳托利亚，后来才作为一种民族的残余形式而见存于密细亚地区。密细亚人大概操一种吕底亚语（Lydian）和弗里吉亚语的混合语言，显然带有民族交融后形成的色彩，不过，这也给其原始身份的辨识造成了相当的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欧亚大陆之间这些迁移活动的出现，在时间上似乎都与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约前12世纪左右）相关联，弗里吉亚人、密细亚人与色雷斯人（诸如著名国王瑞索斯带着白色神马助阵的传说）在《荷马史诗》中同被描述为特洛伊人的盟友，这也许不一定纯属巧合。拨开荷马及后人给这场远古战争罩上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薄纱，我们是否可以设想，那曾是一个爱琴海周边地区形势经历了剧烈动荡的真实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为着夺取各自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希腊人为了突入黑海控制其有利可图的贸易而同扼据海峡通道的特洛伊人进行过十分剧烈的交锋和争斗（大约未必全如史诗所言单纯的美女海伦之争），各种力量出现显著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以希腊各邦为一方、以特洛伊及其小亚、色雷斯各族盟友为另一方的两大阵营间的对峙之势。从当时的利益格局来看，希腊人处在力图改变现状的进攻态势，而特洛伊人及色雷斯诸部则可能极欲维持现状，这也就决定了色雷斯人在战争中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间风云际会、潮起潮落，或许还曾伴随着频 繁的人群移徙、流动，族邦版图的变迁、进退。恐怕也就在此前后，色雷斯族群本身同样历经着分化流转，引发了其中的几个分支（如弗里吉亚人、比提尼亚人、蒂尼亚人的先民）自巴尔干向小亚细亚的迁徙，甚至不排除也曾出现过某种反方向的移动。这无论从对古代作家留下的片断记载的分析，还是就逻辑推理的一般意义而言，都是不无可能的。
大概正是因为有过如此大范围的迁动，我们才能看到色雷斯族群及其相关支系或裔脉在古典时代巴尔干和小亚西北部呈现的广泛分布的格局。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作进一步延伸的话，就会发现，甚至早自远古时代起即活跃于黑海、亚速海乃至高加索山以北一带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集团，其语言及民族文化背景，据说可能亦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或色雷斯语相关。果若如此，那么，关涉到色雷斯属性的人群及其活动范围也许就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宽泛得多。
对于古代民族状况的描摹和复原，常须借助于对其语言的了解，语言在民族构成的诸要素中，往往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古代语言的内部结构及与其它语种相互关系的性质，甚至可能潜隐着古代人群迁移方向和路线的某些重要信息，所以，语言资料是进行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指示标尺或参照系。如果我们获取的语言学信息愈是充分，那么，对于特定民族性质的判定及其总体情况的把握就将愈是完整、准确。反之，则会令研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