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海洋学院以涉海专业为主要学科设置目标，结合舟山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国际海洋科技的发展，以本科生培养为基础，以专业性、研究型的涉海专业研究生培养为重点，同时积极开展高层次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学院。
目前学校办学地址为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2015年9月浙江大学舟山校区正式启用，整体搬迁至浙江省舟山市。
学院四个本科专业均已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海洋工程与技术（与美国罗德岛大学共建）
海洋科学（与夏威夷大学、南安普顿大学共建）
船舶与海洋工程（与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共建）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与美国爱荷华大学共建）
为实现海洋学院跨越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学科，海洋学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合作办学、人才培养为主，兼顾学科与科研的合作，使学生既能享受到浙大综合性大学优质师资，又能享受海洋学院国际化办学的专业特色培养，以“三引进”（引进国外课程体系、引进核心课程及教科书、引进优秀外国教师）为国际化办学的主要手段，积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加强课程体系的建设，大力做好国外优质师资的引进工作，逐步推进全英文教学。
张老师：
“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即将开口我又感到空虚。”鲁迅是这样说的。此时的我也正有这种感觉，提起笔来的时候却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头。并不是因为你是老师我就感到拘束、难以下笔，我很喜欢给朋友写信，每次写信的开始也总是这种情况。在课堂上你是我的老师，但是在私下里我们也可以是朋友，我们是平等的。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觉得，真正的三个人在一起是不好讨论问题的。相信老师知道我强调的那几个字的意思。
我不擅长口头表达，这在如今这个社会中不行，但我不想改变，我觉得我如今的这个生活方式很好，没有必要那么庸俗地追随、附和。不像李敖为了塞言路，说：“为了怕听别人讲话，我只好自己说个不停。”李敖的口才很好，而我不行。所以，上次辩论会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了两次都对自己不满意。其实，我对整个辩论会都不满意，二辩、三辩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诗人库伯的一句话：“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第二天别的班在多功能厅搞的辩论会我也去听了，同样作为反方，他们比我们搞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好的对手。
关于历史，其实，我不是特别感兴趣。坦白地说，当我发现那些所谓的正史带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时候，我就不想认真地学它了。而那些在认真地学历史的学生也只是机械地、麻木地学。历史教育的结果也与历史学家编教材时的愿望相距甚远。历史教育是失败的。我在《读者》上“言论”部分看到一句话：“把箭射中的所有地方画成靶心，然后说这就是射箭的目的----许多历史结论给人的感觉。”
听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太笼统。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语文教育是失败的；道德教育是失败的．但至少外语教育是成功的；数学教育是成功的。我们的英语比汉语说的精彩，英语成绩比汉语成绩好；在外国学生眼中，中国的学生都是了不起的计算机，我们应该感到骄傲，一边说这句话我一边感到痛彻心肺。
记得罗素当年去苏联（现在应该叫前苏联了）考察后回英国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我们国家不也是这样吗？正因为我们国家也是这样，所以，一提到日本，人人都咬牙切齿。当我说日本的教育制度如何的比我们的好的时候，就会有人向我使鄙夷的眼色，大概说我崇洋媚外、忘记历史。不错，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不会忘记那时日军侵华的暴行，我也恨，但要恨屋及乌吗？我说日本教育制度好并不是说我赞成他们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那时在华战争的性质。日本二战时也是一败涂地，损失惨重，但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而我们却不行？这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吗？一说就说我们有四大发明、中华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什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听人家这么说我就有气，那都是优秀的文化吗？不是，正是这些所谓的优秀文化毒害了我们的思想，它是病毒、有毒的文化。这一点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丑陋的中国人》时说的很得力。不知老师看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没有，学校图书馆里有。
我们恨日本侵华时的暴行，但又有几个人仔细想过，越南人恨不恨我们？我们三征高丽，我们想过没有，朝鲜人有没有恨我们？历史考试我的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学历史我总是感到很痛苦，那不是不想上课但又不得不上时所感到的那种痛苦。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的女作家艾尔夫雷德·耶利内克，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英国的剧作家哈德罗·品特。还没有中国人，有人大概要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不错，他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但他是法国人，思想也大概是法国式的了，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一辈子都不可能获该奖。杨振宁如果生活在中国，他也不可能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生活环境以及周围人的素质、水平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孟母三迁是这方面的例子。整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也只有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这三位，还没有英国一个国家获该奖的人多。中国如此一个泱泱大国，许多事说起来总让人痛心、悲愤。中国太落后，中国人却总不知道、总不承认，反而还认为很先进。余杰说：“不把落后当落后是一时代绝对落后的标志。”中国人太丑陋（不是指外貌），但中国人也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也不承认。正如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所说的：“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现在针对你在课堂上说的一些观点谈谈我自己的感受和看法。记得你说过这是一个法制的社会。以前是人制大于法制，现在好象进步到了法制大于人制了。许多人、许多教材、资料上都说我国现在是一个法制社会。而我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是戴着法制的面具搞人制的社会。我曾经在我的随笔本上写道：“这是一个忙碌而又浅俗的社会；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很黑暗，我要发光！这个社会当中犯罪最严重、违法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些宣称知法、懂法并戴着庄严的面具执法的人。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严重吗？那些可是比谁都知法、懂法的***员啊！······
这是怎样一个社会？这是一个不义的社会。我并不热衷政治，中国的官场太黑暗，但却还有那么多人近似病态地渴望得到权力。我也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沾有太多的血、有太多的不义。那么多学生那么拼命地学历史都只不过是为了考试得高分。我对考试分数看的比较淡，这是我自从进入高三后就坚持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历史时都应该认真地深思、反思历史，而现在的学生都在认真地深思哪些历史事件可能要考，他们都在麻木、盲目地记一些阿拉伯数字。正如武汉有名高中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吸取教训。”在看见军队野蛮、残忍的本质的时候，我想起罗斯金的一句话：“兵士的职业，实在而言，不是杀戮，就是被杀戮。”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的拉格奎斯特在《侏儒》里说：“打仗是死亡、崩溃、毁灭。战争给我们的只有饥饿和苦难，它总是和残酷息息相关。”还有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在《我儿子的故事》里面说：“军队极其整洁的军容不过是为了掩盖战争就是流血、痛苦、腐烂和污秽的真相。战争从来就是这一切。”而每一本历史书上都在写战争。
我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但中国实在没有几本值得读十遍以上的书。中国以前的作家只会纸上谈兵，但现在的作家连纸上谈兵都不会----只会纸上谈恋爱。中国的作家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从来都不敢谈政治，惟一一个胆大的只有李敖却不在大陆。有人说台湾言论自由一些。我要说的是，自由不是天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李敖两次坐牢，出来后依然不改本色。当年殷海光就说，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台湾的言论自由是李敖、殷海光、雷震、柏杨、陈映真等人付出代价后争来的。大陆的作家想要言论自由却又贪生怕死不想付出代价这可能吗？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因此，大陆的作家不配享有言论自由，他们不配！
在高中时我写了很多随笔，有同学看后就说我不应该这样锋芒太外露，谈政治（指没有权力的文人谈政治）都不会有好下场。的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说到一件事，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在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毛泽东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要么是坐牢，要么是闭起嘴来不说话。也有笔友让我莫谈政治，这使我想起那茶馆里“莫谈国事”的条幅。我笑着说，我不怕，我要发挥上帝赋予我思想和嘴巴的作用：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是用来传播你的思想。高中时有个朋友流年·遇见说我有点像李敖，喜欢搞强盗哲学和自我标榜。而她又不喜欢李敖，所以让我不要学他。我说这是我的性格，改不了了。1989年4月11日，李敖在《李敖来台四十年》里说：“严格地说，我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岛上，至少超出五十年。”李敖1935年出生，我是1985年出生的．我当时就说我是五十年后降世于大陆的李敖。今年9月，李敖来大陆时也说：你们不要作李敖第二了，就作李敖好了。我还有个朋友Cigar在看了我写的一些随笔后对我说，她觉得我生错了年代，她觉得我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觉得我的思想和许多行为都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是因为我在做我自己，我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好了，这些太扯多了。
记得你说过（其实好多人也都说过），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的观点在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写在了那教室的一张桌子里：能够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伟人。这个时代，谁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记得你说到一件事，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了生活补贴。我相信当时有好多同学都会说自己命不好。你的命运真正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吗？我是湖北的，今年湖北高考试卷比去年难，叫我们遇上了，也有同学说自己命不好。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命运顶多也只有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还有一半掌握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的也应该是这个意思。
记得老师还说过孔子是圣人，我们都是凡人。老师为什么要说那后半句呢？当时教室里没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认同了，反正我是不认同的。老师也正年轻，为什么甘心承认自己是凡人？中国变革太慢、发展太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绝大部分人都甘心做凡人，自甘堕落、不进取、不奋斗、安于现状。如果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都认为自己是凡人，那么还有谁来改造这个社会？我看除了外国侵略者就不会有别人了。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如果认为自己是凡人，还有后来的毛泽东吗？拿破仑也是如此，不甘心做凡人。要有雄心壮志，要敢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记得高考后我与一个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流年·遇见在我们那疗养院里散步，谈到好人、坏人的划分问题。她说，做了坏事的人才叫坏人，没做坏事的人都是好人。我说，为什么不说做了好事的人才叫好人，没做好事的人都是坏人？她说，那你认为这世界上是坏人多而好人少了？我问她，那些没做好事也没有做坏事的人该怎么划分？她说那是平凡的人。我说，什么是平凡的人？既没做好事也没做坏事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说是平凡的人还叫为脸上抹光了，应该叫平庸的人。世上没有平凡的人，只有平庸的人；也没有凡人，只有庸人。正如她所说的，我说话总是那么刻薄、残酷、不近人情。这本来就是一个刻薄、残酷、不近人情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总是戴着“平凡的人”的面具做一辈子平庸的人。我绝不认为自己是凡人，也不做什么平凡的人，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他还年爱别人、爱国吗？”还有种说法是“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国的。”我到多功能厅听到你在别人班上课时说了这句话，有个女生站起来反驳，她举了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先进党员的事迹。老师当时想到些什么又欲言又止了，那次我们在路上谈话时老师也出现过一次欲言又止的情况，是政治问题不便说吗？做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真痛苦，有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是真的难言还是不敢言？我觉得我们私下聊天时老师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
对于爱自己、爱别人、爱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者不能兼具。有句古话说“忠孝不能两全”是这方面的意思吧。一个人爱国、爱别人就不太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爱自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爱别人，特别是爱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不爱别人、不爱国我们能说他不爱自己吗？我相信人性自私论，正因为他太爱自己，所以他不会有多的精力去爱别人去爱国。戚继光爱国，结果怎样？谭嗣同爱国、爱人民群众，不爱自己，以死来证明变法一路不通，必须革命，但是人民群众却不理解他。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学生在学维新变法时认为他不逃跑是笨蛋。李敖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北京法源寺》里余法师对康有为说了一段话：“个人只有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众的迫害，群众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的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报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所以有一天，当你遭受了这种待遇，你可能变的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看到许多这样的事我很愤怒，我就是这样爱中国但却不爱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太丑陋。不知道老师看过《北京法源寺》没有，写的很精彩，李敖就很欣赏谭嗣同。又扯远了，我总是喜欢偏离话题。
想问老师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发脾气时容易说的一句话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首先得尊重别人。我记得老师也在课堂上说过这句话，实话告诉老师，我听人说这句话不下一千遍，我非常讨厌这句话。引用这句话的又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出处！1814年在德国魏玛，叔本华和歌德的关系不错。后来，叔本华要离开了，他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拿个本子让当时的名人给自己留句赠言。他把那本已经有许多人留言的本子让歌德留句赠言。歌德针对叔本华平时的言行举止，写了一句告诫他的话：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得学会尊重别人。这句话被叔本华认为是那个本子上惟一的一句至理名言，后来他把其他人的赠言都毁了，就留下了歌德的这句话。老师认为这句话正不正确？我自己认为，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这句话不正确。我们尊重别人，就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吗？我觉得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得到最广泛的人的尊重，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比别人强；其次是你必须给别人带来好处；最后才是尊重别人。
还有我极其讨厌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苛求这个社会，我们要学会去适应。高中时语文老师批改我的作文时在我的作文本上给了这句话。有个同学看我随笔本后给我写纸条也写了同样意思的话。我总觉得这是奴性未除的表现。记得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里面有段话说：“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我们为什么要扭曲自己去适应？我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去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环境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为了仪式去做一些自己认为很愚蠢、很不值的事。我相信我现在有能力判断什么事值得去做、什么事不值得去做。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模式化了，真是恐怖，我不喜欢过模式化的生活，别人总逼着我我去过、去做，我也是总是敷衍、搪塞。我觉得，对那些事太认真是一种精神浪费。比如说考试，记得老师曾经让我们写“考场舞弊之我见”，下面我就谈谈自己对它的看法。
在前面我就说过我对考试分数看的很淡。在做每件事之前我都会问自己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我就会认真去做；如果不值得而又不得不做的话我就敷衍它，这是我处世的原则。
对于现在的考试我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看的那么重，按照福柯的说法，考试是用无形的权力对人进行冷酷的定位。我现在心特别不安分，按照《学生守则》上的规定，我恐怕在学校里待不到毕业就会退学。当然，我对这个学校不满是真的，但不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乱搞。想到《学生守则》我就想笑，刚开始逼着我们在食堂听她们用扩音器讲《学生守则》，那时候体现了诗人余光中的一句话：“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对于学校也是如此。后来还要考《学生守则》，这是我读书十三年来遇到的最卑鄙的行为。学校的举措说明了学校的卑鄙，我们去认真应考说明了我们的愚蠢。监考老师让我们抄，被抓到后学生通报批评，而监考老师则没有任何责任。学习《学生守则》的目的总不会是为了考试吧！《学生守则》上很多规定都漏洞百出，通过一些规定也看出了学校的黑暗。
我曾对同学说了一句话：学校和高考考场都同官场一样黑暗。今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那考点有学生有标准答案，监考老师和巡视员都发现了，但都没有往上举报，他们害怕负责任。考生当中也没有人去举报，只是在宿舍里说几句愤愤不平的话而已。高考考场比我们平时考试搞的还松。
考场舞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不公平竞争，说轻点违纪，说重点违法。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几个学生再愿意考试了，但中国古代却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考试----科举考试，甚至到老到死都那么热心。我对科举的看法是：中央为了便于选择合适的人作奴隶而专设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许多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它，是因为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做奴隶的资格与奴隶的身份。考场舞弊的学生都是虚荣心极强的人，都是平时不想学习但考试想获取高分受老师表扬的学生。对于考场舞弊我没有太多的看法，不像有些学生愤愤不平、有些学生拥护赞成，我既不愤怒也不热衷，因为我对考试根本就看的很淡，不愿意去为它费心费力，做我认为值得做的事就行了。考试我无法逃避，所以我总在敷衍。
在宿舍写这封信的时候突然听到宿舍里内蒙古那同学说：“我们来世不做人了吧！”另外一个室友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做人好难、好痛苦啊！”确实如此，高三时我给一个朋友写信，我对她说：在这个社会中做人好难，做好人更难，做人比杀人还难。终于明白，一些人为什么被迫不能好好做人之后就好好地去杀人。有些时候，我真的不怪那些杀人犯。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如果我处在他们那种情况下说不定我也会去杀人。如果一个社会中行不义的人多了，就说明这根本就是一个不义的社会。这个世界不符合我的梦想。
这个社会中说真话、敢说话的人太少了，他们都在说一些愚蠢的、可笑的话，或者沉默。《圣经》中说：“世人哪，你们默然不语真合公义么。施行审判岂按正直么。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诗篇58：1-2》）”韩寒说：“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正是这种情况，我是一个敢于说话的人，更是一个敢说大话的人。希望老师也一样。
好了，祝老师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龙晓枫
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