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 300余年，十大商帮称雄，逐鹿于我国商界。有的辉煌，随着历史的变迁，转换角色，融入近代经济甚至现代经济，仍然在我国经济中发挥作用；有的没落，只留在历史的过程中。
江右商帮曾经辉煌过，纵横华夏，在全国各地都曾留下过深深地足迹。在湖广，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的说法；在云贵川“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清初江西籍大学士朱轼也说 “前朝惟吾乡会馆最多。可见其荣，可见其威！
但是，江右商帮没落了，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活跃了近 500年的江右商帮没能向近代经济转变和发展，最终没落了。时间不等人，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江右商帮也终究没有赶上这一洪流。
接下来，让我们缕清江右商帮从崛起到落寞的脉络。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商人也就被称为“江右商人”。
江右商帮的崛起可追溯到元末明初，元末，由于元朝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使得南方汉族百姓苦不堪言，于是揭竿而起，爆发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起义如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南中国大地。战略的矛盾迅速转化为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以陈友谅和朱元璋的对峙最为剧烈，经过了鄱阳湖大战，最终朱元璋取得了胜利。
随着明朝对全国的统一，明军不断进兵两湖、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相对而言，东南地区则战事缓和，生活较为太平。明朝统一中国的军力虽从南京出发，而军需给养却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此出现了赣商。
跟随着明军推进，江西也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浩浩荡荡的江右商帮便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赣商的队伍和经商范围也随之不断地扩大。
后来，明朝建立后，为防倭寇的侵扰，实行了长时期的禁海政策。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依靠水上通道。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通道就成了全国贸易的黄金水道。这条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在江西境内就有1000余公里。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此为江右商帮的崛起！
我国明清时代主要有十大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赣商（江右商帮）兴起于元末明初，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遍布全国的江西会馆，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 41 所，其中江西有 14所，占 34%. ，居各省之首，并且江右商帮深入湖广云贵等地，遍布大城小镇，即使是偏远的苗壮山区也有江西商人的身影，他们甚至深入土管辖区，代官府“征输里役”。
还有的江西商人定居于山寨少数民族居住地，久而久之成为当地民族的酋长或首领。
他们冲击着封建闭塞的旧貌，给落后的农村和封闭的山寨带来了新的生机。
赣商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称雄，并跻身于明清十大商帮，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1）吃苦耐劳，艰苦创业。 赣商多系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在从商的过程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蔚然成风。东乡商人，“牵车者遍都大邑，远逾黔滇不惮”；丰城商人，“无论秦蜀齐楚闽粤，视苦比邻”；临川商人“行旅达四裔，有弃妻子老不归者”。许多赣商由于亲身体验到从商的艰难和经营的劳苦，往往能够疏远纷华声色，粗食布衣，洁身自好。玉山商人吴士发兄弟八人，商贾农艺各执一业，家道殷富，就“不趋游荡，凡声色犬马樗蒲之戏，从不入其内”。清江商人杨福圆，经商多年后，“良田，夏屋渠渠，而藏获之备，指使者甚众”，其妻张氏却仍是“裙布荆钗，操作犹昔”。
（2）科举盛行，官宦支撑。 明清两朝，科举盛行。江西人历来尊师重教，崇尚学习，每年中举者络绎不绝，朝中官宦江西人居多。元朝有程钜夫、吴澄、虞集；明朝有黄文澄、杨士奇、杨溥、解缙、胡广、费宏、夏言、严嵩、谭纶、况钟、周沈、徐贞明、欧阳德、邹守益、罗钦顺；清朝有朱轼、裘日修、甘如来、戴衢亨等。明代，朝廷上有“朝仕半江西”的说法，政治影响很大。这些官宦故乡情深，非常注重对家乡的关心和奖掖，他们不仅在京城和各地保护了赣商的地位与权益，还提供了不少的市场信息和商业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人外出经商做工的积极性。
（3）物产丰富，技艺精湛。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物产丰富，有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不仅丰富了商业兴隆的物质基础，也增加了经商的渠道和门路。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指出：“明代中叶，棉纺织业的松江，丝织业的苏杭，浆染业的芜湖，制瓷业的景德镇和造纸业的铅山，为江南五大手工业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江西就有两个，可见手工业之发达。据明《铅书食货》记载，铅山县仅石塘镇一地，每年产纸4500多石，其中有200多石被官府收购作为奏本纸。当时铅山生产的纸有连史、毛边、关山、京川、贡川、大表、表心、荆川、书策、白绵等十多种。铅山的纸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名播天下了。
赣商中不乏技艺精湛者，他们不仅以技谋生，而且为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建昌（今永修）工匠雷发达及其后人，擅长建筑设计制造，自康熙年间至北京任工部样式房掌案（号称样式雷）以后的200余年间，清廷主要建筑，如故宫三大殿、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殿、苑圃和清东、西陵，均由雷氏家族设计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4）讲究“贾德”，注重诚信。 赣商诚实守信，讲究职业道德。他们不卖假货、劣货，不抬高物价、欺行霸市，而且还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提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并由此形成了“以诚待客，以义制利”，“和气生财，公平守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一系列道德要求，为“江右商帮”共同遵守。浮梁商人朱文炽在经营茶叶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均注明了“陈茶”二字，以示不欺。清江商人杨俊之，“贸易吴越闽粤诸地二十余年，虽童叟不欺，遇急难不异捐赀排解。”不仅如此，有的家族还将商业道德作为家规、族规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家庭的人员予以遵守。
（5）水运发达，交通便利。 早在秦朝，秦始皇为了开拓南疆，派军队修建了江西与广东相连的大庾岭驿道，开通了“南野之界”，使粮饷物资顺赣江南运，抵赣州入章水达大庾岭下，经驿道翻岭陆运，
再沿浈水进北江而达番禺（今广州）。赣江以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使江西物资销往长江下游两岸各大城市。隋唐两宋以来，江西木材外销是商业贸易中的一个大项目。明成祖扩建北京，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派待郎古朴到江西采购木材，就是通过赣江经吴城过鄱阳湖进入长江由运河北上的。不仅建设古都的木材是江西的，设计、主持建设北京主要宫廷建筑的“样式雷”（雷发达）也是江西人。交通便利为江西商人外出经商和运输货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也是赣商发展的地域优势。所以“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优于建、袁，以多利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
（6）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余波。 明初为填补两湖省人口的不足，将江西省的大量人口迁往湖南湖北，少部迁往云贵，传统乡缘关系的影响使得江西商人在这些地方特别好做生意，而思乡之情又使得迁出的人对故乡之物更加思念，更催生了这种贸易的需求。
片战争以后，江右商帮在活跃了 500年后，逐渐没落，经历了群体萎缩、弃商返农、官商化、商业资本萎缩、经营区域日渐缩小、声誉下降多重打击后，江右商帮没落了，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三又一、江右商帮没落的原因
江右商帮的没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进步，市场竞争加剧，官府抑商等方面的原因，也有江右商帮内部的因素：
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 随着明清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昔日的物流“黄金通道”已不复存在，沿海地区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经济区域逐渐加快经济发展，各省的经济实力纷纷超过江西。江西的经济地位转弱。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加速发展，超过江西者益众。江西由于历史原因，仍然沿着封建经济的轨道缓慢爬行。从而，江右商帮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动摇，其结果，江右商帮辉煌不再。斗转星移，江右商帮的结构更逐渐趋于松散，到后来，在全国性的经济贸易中竟难寻其踪。
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 江右商帮兴起于江西的流民运动，在初期，外地的江右商人仍然“乡音未改，乡情深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右商帮中的流民落籍已久，他们接受当地的传统文化，被当地同化，逐渐与江右商帮失去联系，甚至为数不少的江右商人的后裔与江西经济断绝联系，成为当地居民，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地缘关系，他们中绝大部分商人加入了当地商帮。这直接壮大了其他商帮的实力，削弱了江右商帮的竞争力。
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 。江右商帮应时而兴起和发展，但其的经营观念仍然没有完全跳出 “以商补农，以末养本”的思维方式。当时，江西和全国一样仍然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农民以小本经营方式，暂时脱离农事，而从事贸易活动的。由此可见，人数众多的江右商人仍然受到农本商末的观念的深远影响，把经商作为农业的一种补充。在乡里，大家尊崇的是官员和读书人，认为他们可以光宗耀祖；而轻视商贾。
4、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 。“江右多贫者”，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下贾众多的特点，本来个体经营资本就小。在人的生衍繁殖的过程中，由于家大要分，家产的分析就不可避免。江右商人在分析家产后，小资本被分成更小，逐渐失去了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格。江右商帮又是江西流民运动的产物。小本经营，原始资本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在江右商帮辉煌之时，江右商人赚取了一定的利润，“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但是，江右商人并没有把赚取的利润返投入到贸易中来，用于扩大经营资本。江右商人的投资方向多为生活性投资、社会性投资，而产业性投资极少；据统计，其中，生活性投资占两成，社会性投资占近八成，产业性投资仅占不足 。
5、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 江右商人不象晋帮商人，供奉财神和关羽，以义团结同乡商人，讲究“贾德”，积累“贾道”。虽然绝大多数江右商人注意信誉，但少数江右商人不道德经营，视市场规则如儿戏，更谈不上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种行为给江右商帮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市传“南人多诈”，不良江右商人的行径受到谴责，引得群起而攻之。到后来，有的商人为避免伤害，干脆拒绝与江右商人做生意。官府也有禁止江右商人进入某些地方进行交易的举措，对江右商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江右商帮因少数不法商人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江右商帮的市场空间受到压抑。
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 。江右商人人数众多，“以小买卖而致大开张”。在500 余年中，绝大多数的江右商人采取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男人外出，妻子持家；父兄外出，老弱务农。”是大多数江右商人的基本家庭分工。这种结构从封建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当时还是可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江右商人的经营方式仍然停滞于个体小本经营，“南人多诈”又使江右商人互相不能信任，资本无法集聚。小本生意也就难做。长期以往，恶性循环，小本经营成本不能有效地降下来，甚至亏损出现，在市场中江右商人逐渐失去竞争力。
8、市场竞争加剧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江西居于中国腹地，封闭性较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江右商人未能象宁波商帮那样，接受新观念，转变投资理念，积极开拓市场，参与竞争。江右商人还是沿用原有的经营老套，未能接受新的观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屡屡受挫。
总之、江右商帮经历过辉煌，500年的风雨中保持繁荣而不衰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最后没有经受住近代化的冲击，最终衰败下来，但是江右商那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合共赢的协作精神，以义制利的儒商精神、潜心学艺的钻研精神、童叟无欺的和谐精神、勇于排难的战争精神、稳扎稳打的务实精神、胸怀大志的进取精神，值得所有后世的商人学习。
但同时500年的历史过程中，因为未能尊重市场规律，追随社会的进步，跟上历史的前进步伐，在多方的压抑和竞争下，最终没落这对于后世的江西商人本身就是值得吸取经验和教训。
江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含着江右商帮创造中华最活跃的创业文化。比如瓷都、药都的地名，记载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工商业文明，江右商帮称雄于明清两朝也反映了江右商人的创业精神和显著业绩。一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家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应该说，现在的江西人和过去的江西人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年江右商所有的特点，现在的江西人仍然具备。现代的江西商人，有着比先辈们更开放的思想、更先进的理念、更开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更卓越的胆识、更无畏的气概，而先辈们的勤劳和节俭、诚信和务实将成为溶入现代江西商人血液中的优秀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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