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弱，各国列强纷纷派出“探险队”，在敦煌等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测绘”等活动。吉川小一郎是日本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的门生，1911年5月，他受大谷的派遣来到中国西北，其目的一是联络另一名日本“探险家”桔瑞超，二是到敦煌掠夺文物。
吉川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四五天后，吉川由旅店主人做向导，去千佛洞“参观”。吉川听说当初把文物出卖给英法“探险家”的那个王道士还在，便去找他，和他约定几天后再来“考察”。
两三天后，吉川再次来到千佛洞“参观”，并住了下来。此后，吉川在千佛洞住了8夜，进行了疯狂的盗宝活动。他在两三天的时间里，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走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获取了藏经洞洞窟及碑文的部分拓片，并且拍了照片，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临走时，他给了王道士11两银子，骗购了一批唐代经卷。
在吉川滞留敦煌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吉川找到了桔瑞超，桔瑞超告诉吉川，他是奉大谷光瑞之命来执行“军事勘察任务”的。2月6日，吉川离开了敦煌，他雇妥了100多头骆驼为他驮运“行李物品”，“行李”共86件，总重量6000多斤。
1914年1月13日，吉川再次路过敦煌时，又去“拜会”王道士，并再次对当地进行“考察”，骗购了一批文物。
所幸，从建国后至今的时日里，中国的研究者们，从未放弃过努力，曾经被日本人批的体无完肤的中国敦煌文化研究，今天早已后来居上。原本以英语为通用语言的世界敦煌学术会议，从2011年起，终于改为了中文发言。所有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一代代传承者不屈不挠的努力。一如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摊子上，所有艰辛奋斗的努力！
敦煌位于河西走廓西端, 扼连接中原与西域要道的咽喉, 是沿古丝绸之路西去东来时必经重镇，吐蕃文化、西夏文明也在这里得到了印证和体现。而敦煌文物则是这种文明的载体, 其价值不言而喻。可是, 这些在全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瑰宝百年来竟遭到野蛮的破坏、掠夺和非法占有。这也为中华民族国运的兴衰荣辱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敦煌艺术是佛教的艺术。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国外，始终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文化的发掘、传播、借鉴、融合有其偶然性，更有其的必然性。围绕着敦煌文物流失国外，被国人认定的“文化强盗”的，就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斯坦因、伯西和……
往事不堪回首，但那时是殖民主义横行称霸的年代, 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国衰民弱的旧中国无力保护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 酿成了文物流离失所的历史悲剧。如今, 情况根本不同了。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昌盛的时代。因此，我们必需对国宝被盗事重新认识，重新做出处理, 还文物以本来面目，从新书写敦煌和敦煌学的历史。
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研究院，对窟区文物进行全面清理保护、考证研究。有多少可敬可佩、造诣极深的专家为此奉献了毕生精力, 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季羡林等诸位先生多次发出呼吁：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应该回归故里！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祖先遗留的财富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这些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及其所属的延续性神圣不可侵犯。此外，还应从文物本身考虑, 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物送回原处, 在敦煌集中收藏展出, 与敦煌壁画、敦煌雕塑珠联璧合, 供各国学者学习研究, 让全世界人民参观瞻仰,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巨大的整体学术价值。
物归原主, 理所应当; 强占他人财富, 情理难容。然而时至今日, 持强权就是真理者、惟我独尊者、用谎言掩盖事实者均大有人在。中国人民索回敦煌文物的道路必然是漫长、艰巨、荆棘丛生的。
王道士以大量的敦煌经卷文书换得几吊银钱的往事, 令国人切齿扼腕。其实我想, 如果换了其他人, 只要不是学者, 也会这么干。区别只在于换得的银钱多与少而已。为什么？因为王道士也罢, 张驼夫、李驿夫、赵管带、陈县令也罢, 他们都不懂得这些文书的价值；再说，在那个年代，国人缺少民族概念，更不在乎什么国有资产，清政府不理这些文献的去向，他们眼中这些东西便是没有主人的。只要自己能发点小财，又无人知道，何乐而不为？更是据说, 劫余的经卷文书, 有的被人拿去糊了窗户, 有的在运载输送途中散失。私吞经卷的官员, 大概也只是感觉到了这些东西值一些银子，却并不会珍惜对待，那些珍贵文献势必会流落于民间。那个年代，国人普遍文化涵养不够丰富，必不会把在他们眼中就只是几本破经书一般的国宝放入眼中，我想那些经书，会被拿去糊了窗户，火了灶台，堆放角落随处安放，这些宝贵的文明，将再也无法寻回，多可怕！如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被那些识货的“文化强盗”收去好好安放，至少那些千年流传的宝物，还可得以好好保留。
以上为相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安放，这些宝贵的文明，将再也无法寻回，多可怕！如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被那些识货的“文化强盗”收去好好安放，至少那些千年流传的宝物，还可得以好好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