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美国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因此，又被称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它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当政时期，这是当时的美国为了摆脱本国资本主义渐趋衰落的噩梦、重获在国际货币政治中的主宰地位的一个“成功的”决策。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个全新的体系绝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体系，而应是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经济、政治工具。
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之初，因为两个决定性的步骤，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重树主导地位：一个是割断美元与黄金的直接联系，使得美元价格能按美国财政部的意愿来变动，整个世界经济因此被推向一个纯美元标准。就这样，美国政府能够随意左右美元的国际价格，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由其他国家来承担，美国能够自我保护，不受影响。还有一个是试图确保国际金融关系不再受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而是越来越多地由英美私人金融机构进行操纵，这样就使得英美金融体系和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建立了国际主导地位；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体系中，美国几乎不受任何法规的制约，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压力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国际规范种类，它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一切以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为标准，而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到此，我们就大抵明了了华盛顿全球赌博的两个主要的赌资，这两大赌资似乎大抵确保了华盛顿在这场全球赌博中居于绝对主导性的地位，而且只会赢不会输。
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触角强迫性地延伸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避免与它发生关系，不同的只是不同的国家可以自己选择与它发生关系的方式（有时候也许是别无选择），以尽量地保全本国的利益。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美元价格的突然变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发生突然的变化，政府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从华尔街融资，以此作为一种缓冲，或者进行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整。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各国政府可以自己选择与华尔街发生关系的方式。说是自己选择，其实是看各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看它能否通过向国内的各种社会团体摊派费用，来平衡预算并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如果这样做有困难，那么该国政府可能就会选择从华尔街融资。但是政府选择这样做，只会在将来造成更大的调整方面的问题。那些采取借款方式的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部分原苏联集团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都陷入了债务危机以及经济萧条。而走国内调整路线、避免债务陷阱的国家主要在东亚，这些国家经受住了由新体系的建立带来的冲击，并持续发展。但是，华盛顿不会听任这些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发展成为它的威胁，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元—华尔街体系的首要任务是打入东亚市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则是美元政策突变、国际游资涌入、对冲基金冲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当然，金融危机并非美国及其同盟（西欧）这些赌徒操纵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最终目的，它们只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来作为它们力图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重组这些国家的国内社会体系的一种借口，这样，它们就可以在这些国家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势：控制当地产品市场；购买当地公司资产，以使资本集中于美国及其同盟的控制之下；利用当地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为了投机目的而有效控制当地的金融体系；等等。当然，强权国家往往会为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是为了指导那些被认为是无知和无能的南部国家政府恰当地处理国家事务，是为了帮助它们偿付债务，或者是为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它们提供援助，等等。
在这场许多国家经济衰退和陷入金融危机的潮流中，美国果真是那个笑到最后的大赢家吗？它果真是一个能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无所不能的霸主吗？彼得·高恩给了我们一个断然的否定。随即，他撕破了美国的画皮，一语点中了它的要害处。经济全球化注定了美元—华尔街体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南部国家及原苏联集团国家的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对世界产品市场的影响势必会间接地反作用于美元—华尔街体系。而这时候，美国经济已经由于国际金融自由化的极度膨胀而变得极度扭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已经无力抵挡它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冲击。
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虽然它曾被美元—华尔街体系这个赌徒牢牢控制，为所欲为，但它终会摆脱畸形的控制，回到其自身的轨道，并给肆意违反规则、妄图控制全局的赌徒一个大大的教训。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采取建立“政、官、财”的复合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促进本国技术更新、实存贸易自由与保护民族幼稚产业等产业政策，使日本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这些政策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结合实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复合式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制造业，发展规模经济，保护和发展幼稚产业，加强政府职能等，以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 半个世纪前，日本经济经过10年的恢复，进入高速增长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自1955年起，日本的国民生产总价值从172680亿日元增加到1975年的932596亿日元，（注：不同类型国家经济翻两番概况[M].青海人民出版社，139.）超过了英、法、西德，在20年中翻了两番。日本在短短的的20年中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是国际国内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其经济高速发展时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战略
1957年，日本政府在《新长期经济计划》中第一次提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作为此计划的延续，196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实施重化工业化的具体计划。政府为保证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在财政方面对重化工业采取优惠政策，在金融政策方面，通过建立“改善产业结构金融制度”，对重化工业企业给予优惠贷款，同时还通过银行为重化工业企业设立专项资金来解决企业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的资金需求，而且政府的公共投资也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领域并服务于战略产业的发展。重化工业化的实质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1956～1973年的18年间，重化工业的设备投资大幅上升，钢铁、石油、化学三部门分别为178亿美元、85亿美元和147亿美元，而轻工业中最大行业纺织业总计投资仅为55亿美元。其次是大量引进重化工业的国外先进技术，占制造业引进技术的四分之三。”（注：（日）经济企划厅编.经济白皮书[M].1979,480.）
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推动了经济现代化的迅速实现。主要表现为：第一，带动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见表1）。
表1 日本三大产业占国内净产值的比重(%)
年代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5年 23.1 28.6 28.6
1975年 6.6 35.8 57.5
资料来源：《不同类型国家经济翻两番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第145页
进入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世界性经济萧条，日本再也无法获取廉价石油，生产成本大幅度增加，美元危机又火上浇油，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日本政府赋予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新的涵义：从“重化工业化”向“知识密集化”转化，“知识密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减少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使产业升级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产业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二）优先发展机械工业
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变动的中心内容。为此，日本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暂行措施法》（简称“机振法”）。“机振法”规定：机床、电动工具、轴承等14个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部门属于“特定机械工业”。发展特定机械工业所需资金，由政府给予保证。私人企业对特定机械工业进行投资，可享受减免税优待。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政府又将“机振法”延长了10年，继续扶持机械工业的发展，使机械工业在一些主要方面赶上了欧美发达国家。由于机械工业的优先发展，日本的工业到70年代初已经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装备起来，机械工业的技术优势成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建立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它以制造技术的“高、精、尖”为特点，以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快速的产品技术创新为武器，创造了一个日本制造业的全球时代。
（三）引进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本国技术更新的“技术立国”战略
日本在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时候，面临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实行了以引进、模仿、改进、创新为主的吸收型技术战略。其主要措施有：(1)颁布了《外汇及外贸法》和《外资法》，将吸引外资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2)公布重点产业政策，引导引进技术流向石油、化学、电子、合成纤维等新兴工业部门。(3)政府挑选能承担引进新技术的大企业，给予法律保护。
技术引进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到1970年的短短15年间，日本引进技术总计24918件，花费57.4亿美元，节省了60%的时间，90%的研究经费。（注：李毅.产业结构调整与日本型新经济的探索[J].世界经济导刊，2002,(5).）引进技术对日本短期内赶超先进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日本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改造创新，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反过来进行出口创汇。1955年日本的技术出口已经略有收益，出口额占进口额的1.2%，到1960年为2.4%，1965年为10.2%，1970年为13.6%。1971年日本政府在其“70年代通商政策展望”中表示向“知识密集性产业转换”，技术的自主开发更受到重视，能力也越来越强，1975年技术的出口与进口之比已达近1∶4。（注：不同类型国家经济翻两番概况[M].青海人民出版社，141.）
（四）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
1955年，日本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就要求其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当时日本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数量非常有限，因此，实行贸易自由化对日本产业发展极为不利。所以，日本对原料部门首先实现自由化，使日本能够在国际上以低廉价格进口原料和燃料，到1963年8月，进口自由化率已达到92%。原料进口自由化使工业品价格下降，提高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对汽车、电子计算机、重型机械等重点产业实行贸易保护，直到1965年，电子、机械、汽车、钢铁、电力、石油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能够抵挡国际竞争时，日本才逐渐实行贸易自由化。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产业组织政策，加速企业规模的大型化和集团化，提高工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政府的促进下，1964年三菱公司与三重公司合并；1966年日产汽车公司与王子汽车公司合并；1968年日商与岩井两大综合商社合并；1970年当时名列日本钢铁业第一和第八的八幡和富士两大钢铁企业合并。（注：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62.）合并后的企业，规模大，实力雄厚，竞争力强，为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政、官、财复合体制
上述具体产业政策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强力管理之上的。二战后，日本发展经济的起点比北美和西欧低很多。为了实观赶超，日本政府采取了“政、官、财复合体制”，即日本政府规划战略，银行根据政府的导向提供贷款，企业根据政府政策的导向制定发展计划和组织生产。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政府成为经济活动脉搏的启动中心。所以日本经济被称为“典型的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使企业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支持，但是也有很多弊端，如误导企业的发展，企业过分依赖政府，官企勾结导致腐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