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查哈阳农场有着瞩目的辉煌业绩，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然而，在昔日漫长的岁月里，这里也曾用拓荒者的血泪写下了一页页辛酸、悲渗的历史。
在历史上，北纬48度曾是一条冷酷的界限。查哈阳的年均气温只有-0.6度，冬季最低温度达-41.00C，每年的8个月时间被高傲的冰霜所统治，春旱、秋涝和低温、早霜四大自然灾害几乎轮番 肆虐这块土地。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只有少量北方游牧民族的剽悍马队，偶尔出没于这一带的莽莽荒原之上。据史记载，自周秦时期至清朝末叶的数千年里，活动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先后有秽貊族，扶余，北扶余遗人，室韦，南室韦乌丸部、契丹、女真，达斡尔，索伦（鄂温克）等。由于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落后等因素，直至清朝末叶的20世纪初，查哈阳还是荒芜边陲，人烟渺茫。
在历史上，查哈阳这片高寒地域的黑土地，曾以它的富饶资源引人注目，并有过三次移民垦荒的历程。
第一次发生在距今约八百八十年前，即金太袒天辅五年（1121年）。当时，金延为了防御辽国军队卷土重来，委派重要将领泰洲总管婆鲁火，耗费大量人、物、财力，在横贯农场境内及其西北漫长的边境上“列置戍堡”，修筑东北路界壕，并且“征发移民”，“遣戍军‘猛安’（率领一千人的部落长官）、‘谋克’（率领一百人的部落长官）屯田戍边”，于是，查哈阳这块亘古荒原开始出现了定居人口。迄今，在农场太平湖分场八队与金边分场十一连，仍然能够找到两处边堡古城的遗址。可惜，到了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当日益强盛的蒙古族对金国发动了一场民族兼并战争后，金界壕便被一举攻破，屯田戊军或惨遭杀戮、俘虏，或纷纷弃居逃亡异地。于是，这处再度沦为史前无人定居的游牧之地。
第二次移民垦荒是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民国20年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前夕。1904年，清政府对东北解除了封禁 政策。1906年，由齐齐哈尔副教统程德全派出官员抵达查哈阳地处的甘南县境内，开始建立荒务局并丈放官荒，从而出现 吉林、辽宁等地的汉族移民到此垦荒落户。到1931年9月，甘南境内的定居人口已达48 856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增达14人。其中，1929年接收河南省灾区移民共计20 683人，是第二次移民垦荒时期接收移民最多的一年。然而，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横征暴敛，加上气候、交通、生产力水平等制约，第二次移民垦荒进展缓慢，成效甚微。
当时，因为查哈阳地区远离县城，它八九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边缘一带所建的零星几个且人口稀少的自然屯以外，依旧是一望无际的荒原及野兽出没的荆丛。特别是到了东北沦陷后的伪大同元年（1932年），又遇上战火、匪患、洪水三大劫难，便迫使甘南境内的移民纷纷逃荒外流，农场边缘地带的几个自然屯也几乎十室九空……，这样，移民垦荒又以悲惨的结局划上了句号。
跟前两次相比，第三次则是打上引号的“移民垦荒”。确切地说，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野蛮霸占的一次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早在1930年，即日本昭和五年（日寇侵华“九?一八”事变前），秦天监运使熊希令拟奏了《东三省移民开垦意见书》，呈日本天皇批准。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霸占中国而出笼的一个“移民垦荒”计划。它们占领东北后，也看中了查哈阳这个地方——土壤肥沃，地势平坦，又紧靠诺敏河、阿龙河两条嫩江支流，拥有十分充沛的水源，就想把这片土地改造成水田、作为解决百万关东军军粮的粮仓。1939年（昭和十四年）始，它们就从日本山形、福井等8个县先后组织了总人数约3 700人的10个武装配备的集团性开拓团及1个勤劳奉仕队，陆续开赴到查哈阳地区实施“垦荒”计划，并建立了开拓团总部及医院。当时，为兴建这一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大型灌区，日本人每年驱使大批中国劳工的它们挖渠垒坝，兴修水利工程。从1939年至1945年，它们从河北、 山东等地诱骗、强抓而来的中国劳工约几十万人。劳工们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被折磨而死的不计其数。据记载，仅在查哈阳地区黄蒿沟的劳工就有15万人之多，仅在5年时间内，就有5万多人丧命，按施工时间计算，平均每天要死34人。黄蒿沟贮水池（现太平湖水库）南侧的万人坑白骨磷磷，惨不忍睹……
即使如此，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垮台前夕，它们在查哈阳所建的水利工程仍尚未完工、配套，仅只开荒播种了3万多亩水田，不足计划67万亩的5%，还有801名日本开拓团成员因病故伤亡被埋葬在异 国他乡（包括因日本垮台而自杀殉葬的）……。抗战胜利后，查哈阳地区绝大部分开拓团旧址被毁，遗留未完的水利工程也几成废墟，而日本开拓团成员也一批批撤离回国，所谓“移民垦荒”随之烟飞灰灭。
1945年东北解放后，查哈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里来。1947年9月，查哈阳农场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诞生。 同年12月，嫩江省建设厅厅长王文、副厅长金树原及省财政厅秘书高国范3人受省政府的指派，率领了省行政干校的财政、行政两个班12名学员和4名水利技术人员共赴查哈阳灌区渠首，着手修复、续建这里的水利工程，从此，翻开了农场建设史上的第一页。
1948年1月，西满军区二分区经建处处长王荫庭，率200多人来到毗邻查哈阳地区、仅有几百户人家的平阳镇，创建平阳农场并任农场筹建主任。1948年2月，嫩江省政府又从农村、齐市各区抽调45名骨干，从齐齐哈尔联合中学抽调125名学生，在齐齐哈尔市崔家庙为平阳农场培训了第一批拖拉机手。4月，经1 000名“解放团”官兵和200名工人数月奋战，渠首大、小溢流堤竣工。1949年9月，农场场部从平阳镇迁至原日伪开拓团总部——“大烟筒”地区，更名为查哈阳机械农场。在此期间，东北解放区从苏联进口第一批“纳齐”拖拉机，就一下调拨农场24台，加上原有4台，全场共有28台拖拉机，成为当时黑龙江地区五省一市（黑龙江、松江、牡丹江、嫩江、合江省和哈尔滨特别市），也是全国创建的第一批9个国营或省营农场（其它8个是花园、赵光、萌芽乡师、宁安、兴凯、通北、大洼农场和哈尔滨农林试验场）中机械化力量最强的农场。到1949年末，全场已拥有链轨与轮式拖拉机达63台，占黑龙江地区总量的31%，拖拉机驾驶员89人；农场两年共计开荒10万余亩，收获粮豆5 430吨，并将自己生产的粮食送往前线，支援了解放战争。
新中国的诞生，为查哈阳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查哈阳的建设，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农场建设，并大量投资进行灌区水利工程的恢复和配套。到1955年，查哈阳农场耕地面积已达24万多亩，成为当时最大的国营机械化农场之一。在创业中，这些农场建设者的先驱，住的是简陋的窝棚，吃的是小米、高梁、窝头及大饼子，啃一口咸菜喝一口凉水。他们在常人无法忍受的艰苦环境里忍受着风雪的袭击，忍受着豺狼的威胁，忍受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却硬用他们的顽强精神，忘我工作，真诚奉献，书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劳动与建设的诗篇。在他们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豪杰，其中有著名的梁军女子拖拉机队；连创作业纪录的全国劳动模范王世成、王士林；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生产者孟杰、萨仁、乔文权、杨玉清、方址浩、王奎章。在他们中，还闪现着一大批军人身影，1948年8月，省军区后勤部200多名官兵在李长德率领下，在查哈阳鲍家窝棚开垦屯垦，不久，他们集体转业，成为农垦职工的骨干力量；1956年2月，著名的农建二师部分官兵参加查哈阳的开发建设；1958年，在十万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的热潮中，有473名转业官兵开赴查哈阳，成为农场建设的生力军。
进入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给农场带来了巨大损失，1961年全场粮豆单产仅41公斤，职工吃粮出现困难，但查哈阳人仍然顾全大局，宁可自己吃代食品，也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给国家。1960年至1962年，农场共向国家上交粮食34 520吨。那每一公斤粮食，都体现出查哈阳人对共和国的赤诚！
“文化大革命”中，查哈阳也陷入动荡之际，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广大干部职工坚守岗位，一心生产，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政治觉悟。
1968年12月，查哈阳农场组建成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五十五团，后来又分设为五十团、五十五团、六十七团3个团。这一时期，来自京、津、沪、哈、齐齐哈尔及鸡西等大、中城市的11 900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以“屯垦戍边”为己任，似潮水般地涌进查哈阳大地。他们年龄大的20岁出头，小的仅16岁，正值风华正茂时节。这支声势最为浩大的生力军，如火如荼的青春染红了查哈阳的天空，为农场带来了蓬勃朝气，也带来了城乡之间的交流、融合。从此，农场从教育、卫生、体育、文艺乃至风俗习惯诸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在老军垦战士言传身教下，知青们表现出战天斗地的豪迈激情，他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农场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青春，那是无悔无恨的青春！也正是这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练出了他们的坚毅性格，为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就了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查哈阳送来了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从此，查哈阳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1981年，查哈阳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感都得到极大提高，农场实现了扭亏翻身的目标。
1983年，查哈阳率先在黑龙江垦区实行大包干的经济责任制，60万亩耕地陆续承包到户。这样，将“大锅饭”彻底改成了“小锅饭”，打破了国营农场“一切公营”的框框，走出了一条家庭承包经济责任制的新路子。
1988年，查哈阳深化改革，放权转型，职工生产费、生活费自理，并调整产业结构，将插秧水稻列入发展方向。
1990年，农场水稻发展出现高潮。全场插秧面积不仅突破了1987年、1988年、1999年连续三年没实现的万亩规划，而且达到33 947亩，占水稻面积的47%。插秧水稻平均亩产达424.7公斤，比直播水稻增产49.6%；水稻总产量比1989年增产8 968吨，增长了48.2%。从此，查哈阳水稻发展走在了垦区的前列。
1991年，查哈阳在80年代末期水稻创下高产、高效纪录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发挥灌区自流灌溉优势，发展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水稻“旱育稀植”为“鸟头”，并以此带动各业发展的农场经济“鸟型工程”。在农业上加大力度进行种植业的结构调整，提出了“压缩小麦、稳定大豆、确保甜菜和增加玉米、水稻种植面积”的方针；1991年至1998年，又分段地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将20余万亩涝洼地块由旱田改为水田，对数万亩的贫瘠旱田进行改良，整治和兴建了水利配套工程。与此同时，为了促进农场可持续农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家庭农场加大“两自”（生产与生活费用自理）力度，使“两自”率从1993年以前的40%左右提高到1995年后的95%以上；1995年春秋分两次出租四年、五年期水田46 860亩，又将全场1 693台（套）农机具全部有偿转让职工，1997年，将土地“一年一包”改为土地承租期延至2至10年，地租上交以实物（粮豆）代替货币；1999年，又将土地承租期延至30年，完善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激发了家庭农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生产积极性。
90年代，查哈阳粮豆单产、总产逐年增长，农场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7年，农场粮豆单产、总产分别从1991年的189公斤、86 155吨，增至392公斤、216 774吨，增长率为107%与152%。1995年至1997年，农场连续三年创下了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亩产千斤的奇迹。1998年，尽管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水，却仍有11万亩“摆栽”水稻喜获丰收，单产达550公斤。1992年，全场粮豆总产首次突破10万吨大关，之后的4年里年年超10万吨；1997、1999年、2000年3年，粮豆总产又均突破了20万吨大关。
90年代，查哈阳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水稻面积增达36万亩，中国第一个绿色食品大米基地在这里诞生，1999年，农场粮豆单产超过400公斤，多少年来，人们向往的“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此外，全场工商运建服各业在90年代逐步深化改革，以明晰产权为特征的股份制改造和实现民有民营，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经济结构多元化，使农场的产业结构、经济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农场的小城镇建设在90年代迈上了新台阶，十几栋明亮、宽敞的职工集资楼拔地而起，一座座中、小学教学大楼和中心医院大楼等建筑物星罗棋布，同国内国际联网的数控直拨电话进入千家万户，闭路电视可以收看到全国各地十几个频道的节目，笔直宽阔的水泥道路达47 680平方米……展示在人们面前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然而，回首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查哈阳的前进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80年代以前，1958年的“一平二调”、“浮夸风”，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等，曾给农场带来了极大灾难，蒙受了极大损失。80年代前期，刮起了一股查哈阳不适应种水稻的论调，致使农场水田仅剩下几万亩，灌区大量的水利设施被弃之不用，而形成巨大浪费；中期，由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不到位，农场在兴办家庭农场方面一度出现反复，经济发展陷入低谷。90年代后期，因市场不景气、价格低、销售难、种地比较效益下降等因素，往往是丰产不丰收，农场年职均收入仍不高……
无疑，查哈阳的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也应看到，查哈阳还有大量的资源尚待开发，经济发展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农场的明天将展现出一派更广阔、更壮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