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馀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
历代汉朝代音韵有典籍如下：
隋代
《切韵》系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
唐代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
宋代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 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佑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佑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元代
汉儿语音
随著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
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后者称之为“南人”。
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对汉人精神的摧残相当严重。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后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
《老乞大》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代
《洪武正韵》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清代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满式汉语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汉语（雅言）的特点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有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
八音
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 韩国, 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
尖音与团音
尖音与团音在於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
平仄
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和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和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各国均学习中原雅言
雅言的科学性和古朴典雅，各国均主动学习雅言为荣。
韩国，世宗国王与“训民正音”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朝鲜时代的帝王们深深地了解语言环境的重要性，为了使朝鲜的汉学教员能够学到纯正、地道的汉语，曾多次向明朝申请派遣留学生。被明政府否定后，他们只好以其他方式“曲线留学”。一方面以使团成员的方式将汉学生徒混于其中，令其熟悉语言环境，掌握鲜活的语言；另一方面，又以民间的方式向辽东大量派遣留学人员。据《世宗实录》卷六十二载：“以入学选拣子弟二十人，并令仍会司译院，讲习汉文汉语，每于使臣赴京，以从事官差送，从之。”(十五年十二月壬戌)又据《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汉学教育的科学性，朝鲜李朝特别设立了质正官制度，所谓“质正”就是请专家解难释惑，审定修改。承担质正官重任的多为朝鲜李朝资深的汉学专家，他们所质正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既有韵书，也有吏文，还有教材等。“佥知承文院事李边、吏曹正郎金何等，以质问直解小学如辽东?”
日本
日本很早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学习，有古吴音，汉音，唐宋音等语音
吴音:吴音是日本最早的汉字音读法。主要是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遣隋使，也就是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中国南朝、隋朝的日本留学生或留学僧(和尚)，他们所带回日本的佛教经典或古籍的读音。所以日本古典著作的《古事记》(太安万侣oono-yasumaru,おおのやすまろ，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统一缘由之记载。712年，现存日本最古的史书)、《万叶集》(日本最古诗集、20卷、4500首、759年)等都是以“吴音”去念的。这些读音流传到现在的主要有佛教经典或中医术语里的读音。
汉音: 随着吴音之后，日本又盛行了一种所谓汉音的读法。这些读法主要是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或留学生，模仿9到10世纪的长安地区的发音而形成的。这些遣唐使认为他们所带回来的发音才是真正的发音，所以为了和以前的发音区别，就把这时代的读音叫做“汉音”。《日本书记》(舍人亲王,toneri- shinnou,とねりしんのう，720年、最古的敕撰，奉朝廷之命而撰写的正史、以修饰词很多的汉文书写的)就是以汉音书写的。现在日语汉字的发音大部分都是以“汉音”念的。
唐宋音:唐宋音是大约在中国的宋、元、明朝时，即相当于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的僧侣，商人，与中国交易，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就叫做“唐宋音”。本来那时的音，都是当时中国宋朝，元朝的发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因为那之前的唐朝文明昌盛，所以即使那时已经是宋朝，元朝，日本人仍然称之为“唐宋音”。具体的例子，如吃的东西“馄饨”叫做“udon,うどん”，“吃茶”叫做“kitcha,きっちゃ”，金子叫做“kinsu, きんす”，缎子叫做“ donsu,どんす”，椅子叫做“yisu, いす”，蒲团叫做“futon, ふとん”，暖帘叫做“ nolen,のれん”
常常有同胞谈及日语和吴语，闽语的相似之处。有时候，某些人还发出上海话福建话真像日语的感慨。其实，应该说日语像吴语，像闽语。
方言岛现象
历史上的外族统治和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由於外族统治的原因，汉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大大小小的方言岛现象。其中有明朝语音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岛和中古语音为代表的闽南语方言岛最为著名，而粤语则来源於雅言变音，客家话则在文读音和粤语语音间相互参合。福建和两广由于长期抵抗外界语音的影响，使闽南文读（以泉州文读音为代表）和粤语均能较好的对应韵书发音。
广泛流传的谬误
忽略吴语，客家中受到的普通话的冲击
把台语夸大等同於闽南语，等同於河洛语
分不清白读和文读概念，混淆白读文读
忽视粤语中无法发全浊音的问题
忽视语音更改与人口迁移
夸大语言更替所需要的时间
雅言恢复
雅言恢复并不如想象中的困难，以地方方言音，按韵书修音即可恢复。
雅言的恢复使汉语重新回归整齐划一的字音体系的时代，使经典汉语字词典恢复原有的作用，并修复大量无音字，错音字，使汉语重新回归古朴典雅。汉语5.7万的汉字，将重新恢复光彩，汉语重归灵活性，必将带来新文学的新高峰。
结语
在众多的语言山岳之中，汉语无疑是最巍峨博大的一座。汉语的魅力源于象形文字的结构特点。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以笔画的纵横交错形成一定的形态结构，并具有象征功能，能够反映事物的存在、变化和人的思想情感。这是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象征是一种介于像和不像之间的矛盾状态，象征不同于绘画，不服从透视的原则，但象征又表达了事物的某些特征，人的感观通过对特征的识别而达到了对事物本身的认知。这样的象征功能曾经被刻在甲骨上，被铸在青铜器上，被写在竹简和宣纸上，直到今天显示在电脑屏幕上。千百年来，汉字的形态、读音和含义一直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那是祖先发出的声音，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生命。5000年来始终活着，它构成了我们渊远流长的博大精深的文化。
另有一说：中国古代普通话历时4000年 以洛阳话为标准音！
南方
现在普通话是离古语最远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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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备查]汉族诸方言
作者：不详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
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
，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
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
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
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
同，自然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1）北方方言（即官话）
北方方言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
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
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
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
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
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官话一般分为六大区，即北方官话、秦晋方言、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北方官话内部又分为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
岛、辽东半岛；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北京官话分布在北
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
古东北部。
西周分封燕国之前，北京居民操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组东胡语支。后来由于黄帝的进入、黄
帝之后分封于蓟（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北京开始操天水的陇中方言（黄帝语言）；特
别是西周建立后，分封宗室于燕（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逐渐强大，东胡大部分被驱
逐，北京开始操宝鸡的关中方言（周族语言，与炎帝语言类似）。此后，北京也一直是汉
族、蒙古语组诸民族（乌桓、鲜卑、契丹）杂居，于是北京官话的东胡烙印逐渐显现，关
中色彩则逐渐淡化。辽金元时代，大量少数民族以北京作为首都并驻兵移民，时间长达四
百三十年，汉语北京官话加深了与阿尔泰语系的接触，并加强了与东北官话的联系，与汉
语中原官话反而在政治上完全分离，处于开放环境中的北京官话发展迅速，成为方言内部
分歧最小，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古音最少的汉语方言，时称元大都话，成为现代北京官
话的源头。明朝收复北京后，移民一百三十多万各地的汉族人到残破的北京，由于当时汉
族人来源不一，汉族移民们都使用已占少数地位的北京汉族土著所使用的元大都话作为通
用语言，元大都话与现在的北京官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此后，此后随着元明清三代政
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到了清代中叶，终于使北京语音取代
中原雅音的汉语标准音地位。“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语音的推广结合起来
，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
语（北京语音）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叫“普通话”。 新中
国成立后，北京官话又扩散到新疆省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富蕴、福海、哈巴河、吉木乃
，塔城地区的托里、布克赛尔，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湖县。
战国以后，就有大量燕国华夏人移民东北，燕人卫满就是带着东北的华夏移民入主朝鲜建
国的。永嘉乱后，北京汉民大量移居东北，但到了唐末全被异族同化了。五代十国时期，
契丹人掳掠大量的北京人入关，这些东北汉人说的北京官话奠定了东北官话发展的基础，
1122年金兵占领北京，把北京城里人全部掳掠到东北，这些北京人与辽代先期到来的北京
作者： 云梦浦 2006-3-7 20:2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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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查]汉族诸方言
人一起，使得东北官话开始形成。由于辽金元时期，北京与东北同处一国，联系密切，而
与中原汉语沟通不多，所以东北官话基本上也就等同于北京官话。清军占领明朝的东北领
土后，开始说汉语东北官话，1644年满族人和汉八旗人又带着这种方言来到东北人的老家
———北京。1620年东北汉族300万人，由于跟随清军入关，清初东北汉族只剩下15万人了
，但到咸丰年间又自然增殖到200多万人，都居住在辽宁中北部。咸丰以后，允许汉人入关
，山东半岛人跨渤海，一部分定居无人居住的辽东半岛，形成胶辽官话的新分布，一部分
向北继续迁移，居住在吉林—黑龙江东部；操冀鲁官话的河北人出山海关，定居于吉林—
黑龙江西部。定居吉林—黑龙江的山东人河北人原操与东北官话很接近的北方官话，移民
时又都要经过说东北官话的辽宁中北部，加上清政府派遣的官员说北京官话，吉林黑龙江
的满族也说东北官话，所以早已在东北扎根的东北官话就成了吉林黑龙江这些山东河北移
民的通用语。
夏朝时期，今华北平原西部为华夏族、东部为诸多华夏化很深的东夷。商朝时期，商完全
华夏化，诸多东夷华夏化程度也加深。西周时期，齐国和鲁国的东夷被华夏化，分别操齐
方言—鲁方言（周族方言与东夷语言的融合），华北平原西部的华夏部落操赵方言—燕方
言（黄帝语言），但这些方言的差异就如同福州话—闽南话、赣语—客语之间的差别一样
大。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齐、鲁、赵、燕方言受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雅言）和秦晋方
言的影响逐渐趋于统一，秦朝时齐鲁方言已完全融合趋同。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华北内
部人口流动频繁，齐鲁方言、赵方言、燕东南方言也越来越混化。北宋定都开封，汴洛音
独得天下之正。此时的齐鲁、赵、燕东南都正好处于京都边缘地区，共同的地理形势和经
济状况为华北平原的方言提供了融合的机会，冀鲁官话形成。至于北京官话独立于冀鲁官
话，那完全是北京一直是东胡汉族杂居，并受辽金两代长期首都性统治有关。元明时期，
冀鲁人向天津、北京市平谷县、唐山、秦皇岛移民，扩大了冀鲁官话分布面积。
西周初期，山东半岛存在没有丝毫华夏化的东夷，语言是通古斯与百越语言的融合，跟现
在的韩语相象，而与当时的汉语齐方言风马牛不相及。虽然后来齐国并吞了山东半岛，但
齐国华夏族百姓跟这些东夷仍没有机会进行交流。黄巾之乱、永嘉之乱，山东半岛开始与
齐人之间进行相当规模的流动，于是东夷人开始处于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汉化，胶辽官
话形成。胶辽官话与冀鲁官话的分界线是：莱州湾—潍坊西—临朐西北—沂源东—沂水南
—五莲南—日照东北。与东北官话的分界线是：桓仁北—宽甸西—凤城南—岫岩北—海城
南—大洼南。
秦晋方言分布在山西省、陕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张家口西北、河南省新乡安阳以西。秦
晋方言分布区交通闭塞，十里不同音，对古音的保留相对顽固一些，比如保留了入声。由
于该方言区历史上一直汉族与阿尔泰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秦晋方言里也留下了一些少数
民族的痕迹。战国时期，该方言占领了今河南省黄河以北西部地区，1722年该方言又占领
了内蒙古的河套地区。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
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
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
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
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 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
、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九十八个市县、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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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查]汉族诸方言
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
—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安
康市白河县。①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
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
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
语。②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
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
形——华夏语。③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
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
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
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
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
）”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④
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
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
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
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
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
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
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
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
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
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
。⑤金人迁都北京后，河南方言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蒙元时出现了中原
之音（河南方言）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
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
《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与此同时，元
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
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
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
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
以后。满清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于是乎，汉民族共同
语经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普通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关中方言东府话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县—洛南—丹凤—
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宁县；关中方言西府话包括宝
鸡市。关中方言区乃炎帝故地，母系为炎帝属的周族语言即是炎帝语言，炎帝语言与炎黄
融合的夏语近似，又由于地理相近，沟通频繁，所以关中方言与河南方言同属中原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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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备查]汉族诸方言
秦陇方言包括陕北的延安、甘泉、富县、定边，陕南的略阳、勉县、南郑、汉中市、城固
、洋县、西乡、汉阴、安康市、平利、旬阳、镇安，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华池、环
县、镇原、平凉、泾川、华亭、崇信、灵台，渭河以南的陇西、漳县、武山、甘谷、礼县
、西和、岷县、宕昌、舟曲、武都、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文县（除碧口镇）、临潭
、卓尼，敦煌、河西走廊东端的景泰，青海省的西宁市、湟中、湟源、门源、互助、贵德
、化隆、平安，宁夏省固原市、彭阳、隆德。
陇中方言包括青海省大通、乐都、民和、循化、同仁，宁夏省海原、西吉、泾源，甘肃省
永靖、临夏、和政、广河、康乐、临洮、渭源、定西、会宁、通渭、静宁、庄浪、秦安、
张家川、清水、天水市。历史上长期受氐羌影响，与关中方言有了不同的特点。
南疆方言包括库尔勒、阿克苏、克孜勒苏州、喀什、和田、吐鲁番、伊犁州。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
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
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
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
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
—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
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
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
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
—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省以柳州—桂林—
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
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
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
，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
。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
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
。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
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
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
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
寨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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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备查]汉族诸方言
2）北方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有：
A. 语音方面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
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 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
字；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②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秦晋方言有入声调外，其余
各地官话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个声调最普遍。古
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现念
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现念为阳平，如爬
、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现念为上声，如
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现念
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
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较复杂，除江淮官话、秦晋方言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
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
大致说来，北方官话、中原官话东部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
“入派三声”：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入声次浊声母字归去声，入声清声母字分派到阴
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与北京略有不同：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阴平（
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西部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
况：或是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入声全浊声母字归阳平，
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
什么，一律念阳平调。
B. 词汇方面
官话方言的词汇和普通话的词汇大同小异。官话方言中通行范围比较广的语词，大都已进
入共同语，作为基本词汇，没能为共同语吸收的官话方言词，大都只流行于某一个官话方
言片或方言小片。南北各地官话在词汇上的差异，比官话和其他各大方言之间的差异小，
但有的地方也有与众不同的方言词语。例如北京土话"二乎"意为"犹疑"，"咋呼"意为"嚣张
"，"冲道"意为"敢做敢说";天津话"广"意为"打","老公"意为"乌鸦"，"罢了"意为"了不起
"；西安话"瞎了"意为"浪费"、"糟踏";山东聊城话"毁"意为"打"；河南洛阳话"连连儿"意
为"赶快"。新乡话用"乱"表示"住"，用"红"表示"卖力气"；成都、昆明等地"聊天"说成"摆
龙门阵"，武汉、重庆等地"倒霉"说成"背时"，"可怜"说成"造孽"……如此等等，都各具一
格。"太阳"一词在官话方言区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北京、保定称"老爷儿"（北京也称"太阳
"），沈阳、西安称"日头"，太原、呼和浩特称"阳婆",合肥称"热头",成都、武汉、昆明称
"太阳";光是河北一省,对"太阳"的称呼就有"老爷儿、爷爷儿、爷爷、日头、日头爷、日头
影儿、阳婆儿、阳婆、前天爷、佛爷儿"等等，可见词汇上的分歧，即使是在官话方言内部
，仍然不容忽视。官话方言的词汇跟其他方言比较，还显示出以下一些特色：
①双音节词特别占优势。双音节词在汉语中是整个词汇里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在官话方
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许多在官话方言中加“子”而成为双音节词的，在其他方言中往
往是没有“子”的单音节词，如“稻子”在南方方言或叫“稻”（吴方言、闽方言），或
叫“禾”（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谷子”在南方方言或叫“谷”（吴
、湘、赣、客家、粤等方言），或收“粟”（闽方言）；“相片”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大
都叫“相片”或“相片儿”，而南方各方言，除客、赣方言仍用双音节“相片”外，吴方
言、粤方言、闽方言都是单音节词，或叫“照”（吴方言苏州话），或叫“相”（粤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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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备查]汉族诸方言
、闽方言）。
②古代语词保留得比较少。尽管每个汉语方言都继承了不少古代汉语的语词，但是相对而
言，官话方言区各地方言保留古语词的现象比较少。例如“眼睛”一词，官话方言区各地
大都说“眼睛”，而闽方言至今仍叫“目”，粤方言仍叫“眼”，保留了古代汉语对这一
人体器官的名称；又如“站立”一词，除官话方言区及湘方言外，吴方言叫“立”，闽、
粤、客家、赣等方言叫“企”，都沿用了古代汉语的说法；此外，还有一批极常见的生活
用词，南方各方言保留了古代的说法，而官话方言则采用了跟现代汉语普通话一致的说法
。如“看”是官话方言普遍通用的；而粤方言、闽方言（部分地区）却用古代的语词“睇
”。
③外来借词比较少。和南方诸方言比较，官话方言中外来的借词比较少。南方闽、粤等地
向来为出海门户，与外国接触多，方言中较易借入外语语词，如闽方言中借入不少印度尼
西亚—马来语词，粤方言中借入不少英语语词。有时候同一个事物，官话方言与南方各方
言却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显示出“舶来”词与“土产”词的差别。例如“水泥”一词
,粤方言区有人叫“士敏土”，吴方言叫“水门汀”，都是英语cement的译音；闽方言叫“
番家灰”、“红毛灰”之类,也显示出外来的色彩,而官话方言大多数和共同语一样用“水
泥”（部分地方叫“洋灰”）则是地道的汉语语词。又如照相用的“胶卷”,官话方言各地
都叫“胶卷”，而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却都采用英语film的译音词“菲林”。
④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比较概括。和南方各方言比较，官话方言的语气词比较少，用法更
加概括，分工不那么细。例如常见的语气词"呢、吗、啊"之类，官话方言跟共同语是一致
的，而南方吴、粤等方言的语气词则丰富得多。
C. 语法方面
①构词方面，修饰性的词素一般在前。如除西南官话偶有"鸡公"、"鸡母"一类说法外，各
地官话大都是"公鸡"、"母鸡"、"客人"、"拖鞋"等说法，不象南方某些方言把修饰性的词
素加在后面。如"鸡公"、 "人客"、"鞋拖"（闽方言）之类。
②运用语音内部屈折变化表现语法意义的现象比较少。除个别地方外，官话方言很少有语
法学上所谓"构形法",即"狭义形态"的东西,粤方言、闽方言用变音的方式来表现某种语法
意义的现象在官话方言中很少见。
③结构助词"的、地、得"的运用。官话方言中不少地方有结构助词"的、地、得"，用途各
不相同。这几个结构助词以北方官话用得最普遍，已进入共同语的语法体系中。在官话以
外的南方各大方言中，却很少见，就是有类似的结构助词，也不象官话方言那样"的、地、
得"分工明确，用法不混。
④重叠式的运用范围相当广。官话方言的重叠式内容相当丰富，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例如
亲属称呼，南方闽、粤、客家、吴等方言一般都不用重叠式，多用单音节词素前加"阿"来
称呼,如"阿爸"、"阿弟"、"阿嫂"之类。而在官话方言中，则普遍用重叠音节的方式来称呼
人，如"哥哥"、"舅舅"、"爸爸"、"嫂嫂"、 "叔叔"之类。又如某些常用的名词，在南方各
方言中是不能重叠的，在官话方言中却以重叠的形式出现，如"星星"一词。在西南官话、
西北官话中，重叠表示附加的小义。如成都话"盘盘"意为"盘儿","眼眼"意为"眼儿"。"豆
豆"意为"豆儿",西安话"帽帽"意为"帽儿"。西北官话有的地方量词和指示词也可以重叠，
如西安话度量词重叠表示计量方式："这米不卖升升"（不按升卖）;指示词重叠表示所指的
具体位置:"你的站在这这等着"（你们站在这儿等着）,这些重叠的用法在南方各大方言中
都是没有的。
⑤量词的使用比较概括。官话方言中最常用的量词“个”用途很广,可以用在许多事物上面
，虚的实的,都能和“个”配搭。称人一般在官话方言中用“个”和“位”（尊称），而在
其他各大方言中，却用各种不同的量词，并往往在量词的选用中体现出一定的感情色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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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备查]汉族诸方言
修辞风格。例如粤方言，既有“这位先生”、“那个同学”等合乎规范的叫法，而在某些
场合，“呢条老坑”（这个老头儿）等指人量词的独特用法。
⑥官话方言中一个句子里可出现两个"了"字，前者表示动作、行为的完成，后者作为句末
的语气词。如："他吃了饭了"，这种用法在南方各方言中比较少见。
⑦表示被动的介词比较多。在被动句里，表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