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1653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