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了“三线”之后不久，他寄回了在一座在建的大桥工地上的照片，这照片是夹在舅舅的那厚厚的信封里。接着母亲让我给他们回信。写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回，我一边聆听母亲的口授，一边正儿八经地记录，然后修改，眷写，直到她听了满意为止。我还将信纸精心地剪裁和折叠，自制了一个信封，又别出心裁地在信封的左上角用蜡笔画了一个指甲大的图案。下次舅舅的来信我没亲眼看到，可母亲说，舅舅在信上骂了我，说我上次那封信上的字写的像被鬼打的一样。我羞愧得很，也感觉冤枉得很，怎么会呢，我在学校里作文和写字都是经常受老师表扬的啊，况且上次写信我还挺认真的。母亲自然就不让我再写回信了，请别人写，我写信的权力就这样被剥夺了。到了成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年母亲看我对给舅舅和父亲写信那兴高采烈充满期待的样子非常不满，什么舅舅骂我就是她胡编的。写信这件事是在我和得意干架之前还是之后，这我就不记得，之前可能性更大。
1971年的整个一年是我们全家担惊受怕的一年，因为不时地传来关于“三线”那里的不幸消息。一条噩耗不久突然地降临到我们家来了，说是舅舅在挖隧道时被蹋方砸死了！妈妈摸着黑一路哭着跑到他们大队书记那儿问讯，得知舅舅受了伤，这是真的，现在正在住院，快好了，只有一点皮外伤。那书记手里拿着舅舅的亲笔信告诉我妈，如果很严重他也写不得信，你看他写了好几页呢。
这年底，舅舅回来了，右脸颊上留下很大的伤疤，算是真幸运，大石头往头顶这边再多来两寸恐怕就不能生还了。我父亲的大拇指差点被砸断了，回家时还肿胀得可怕。这是一个雪后初晴的上午，在学校里听说“三线”的人都回来了，我丢下课不上飞也似的跑回家。屋里已经挤满了人，那亲热劲没法形容。父亲的脸一点也没变，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1972年正月我离开了小学进入了初中，去年底也象征性地进行了一场毕业考试，据说我语文成绩是全公社第一。以前村里的娃娃头五叔（我二爷的第五子），还有得志早我一年去了初中，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
这中学在离我们村3，4里地一个小村庄，名曰巴山中学分部，却和租借人家的两间小房子做教室，不过我们在这里只呆了个把多月就迁移到近十里外的新学校去了，再不存在什么本部分部。
新的巴山中学，在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还看不到一点学校的影子，那里就是一小片荒山嘛。我们经常参加建校劳动，上个月里没上一节课，其中有几次去几里外的老中学里搬破破烂烂，砖哪瓦呀木头。
学校房子宽敞了，学生好几倍多，好是好，但这里离我们家太远，每天早上都得蒙蒙亮就起床，还是经常迟到。半路上还要经过一片黑乎乎的大树林，如果一两个人在山路上走挺吓人。
这一年，就只有作文我在班里出了点名之外，实在没啥写的。硬要还写点的话，只能写以下两点。
我二爹入朝当过技术兵，懂点机械，在公社农机站搞修理，距我们学校不过百把米远，我经常看见他跟机器摸索着。他仿佛跟那些冰冷无言的机器同化了，他每次望见我这个大侄儿跟望见陌生人一个样，更不用说叫我到他那儿玩一玩。离家那么远，他却那么疏远我，我至今不懂世上竟有如此冷漠无情的人。
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忘记。那天下午放学回家，出校门约半里路，我们一行20多个人和往常一样，从人家红苕地里抄近路走，可能稍稍损坏了一些苕禾。那天有个青年社员远远地拦住我们，叫喊着什么，我一下慌了，以为不得了了，不加思索转身就跑。因为我是这支队伍的里最后一位，最方便，没有任何人挡住我，我很快就淌过了小河，爬上了河的对岸。回头一望，先跟我一路的那些人像没事的看马戏的人一样，都站在那个高大的青年周围，望着河这边孤零零吓慌了的我。
那家伙手指着我，咆哮着～“我看你往哪里跑！还不快过来！老子要你有好日子过！”那凶神手握铁锹向我快步逼来。虽然隔着河，但我对这一带的确很陌生。我乖乖地又淌过小河束手待毙。
那人像提小鸡一样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拉扯到一块苕地中间，命令道～“站好！今晚不能走！”然后什么牢啊紧闭啊，几乎把我折腾坏了。过了好半天，天黑了，几乎所有的同伴都不耐烦地走开了，我都急哭了。最后那人还忘不了威胁我几句才把我放了。我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挨了一次整，至今我还不懂那家伙究竟是什么目的。
日历又翻到了1973年，时间的流水又把我们冲到了新的港湾，我们被转校到离我们家才不到两里路的刘西屋中学，但这中学是外公社的，它属于八里铺公社管辖，我们是巴山公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