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
许君擢，字玉节，多宝乡排上许村人。明代庠生，出身书香门第，其父许一元，万历辛卯年中举，曾为福建宁洋县令。家产雄厚，为人慷慨仗义好施：每逢灾年饥荒时，他舍己为人开仓放粮煮粥施贫；如遇特困乡民患病，他义无反顾施药救人；发现无名死尸，就毫不犹豫地出钱买棺木请人安葬。许被当地人称为“象菩萨心肠一样的好人”。
多宝、北山两乡中有新妙湖一水相隔，大坝之南，旧有黄沙滩渡，秋冬时季，水落老港，雨雪时作，寒风怒嚎，湖滩泥水漫漫，行人极为不便，冻死者时有发生。
崇祯四年，南康府推官、浙江人钱启忠对此十分怜惜，毅然捐俸（工资）首倡采购石料、招募技工、设法架桥，许君擢等人倾囊以助，并组织实施，乡民纷纷献工出力，经过一年的努力，共建桥九眼，石堤五座，石路共长八百七十九丈。并在北山乡邵家山脚下，建“广福庵”（俗称“渡头庵”），供行人休息。自此以后，三百余年间，极大地方便了多宝至北山的过往行人，为了纪念钱启忠修桥义举，故名“钱公桥”。此桥竣工时，辞官在家的（兵部左侍郎）余应桂，对此造福乡梓的事大加赞赏，于是作《钱公桥碑记》，树立“广福庵”傍。载入同治版《都昌县志》中。1960年，兴建
新妙大坝，钱公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石料用来护理大坝。桥虽然消失在人们视野里，但是钱启忠、许君擢等人的芳名，永远留在后人记忆中。
（根据同治版《都昌县志》、《许氏谱》《多宝乡志》整理）
刘达桂，字声杨，多宝乡刘便垄村人，清代贡生，居心仁厚，乐善好施。凡是地方上，有修桥、铺路、救弱助贫等事，他都义不容辞、慷慨解囊相助。多宝乡蒋公岭山脚下，有鄱阳湖神灵渡（旧称：樟树湾渡），属都昌、星子两县民间往来唯一通道。秋冬时节，浅水烂泥，商旅难行，每年冻死者达数十人。刘达桂耳闻目睹，食无味，寝不安，毅然捐资，购运石梁、松木，招募工人建桥，乡民争相献工出力。南康知府窦国华为之感动，赞其义举，多次捐献资金。刘达桂组织施工，清嘉庆丁丑年，长约7华里之千眼桥始建成。为纪念南康知府窦国华，也称“窦公桥”。刘达桂再次捐献水田15亩，其子刘辉彩（监生）继捐献水田5亩，刘家山村贡生刘光炳捐献水田2亩，名为“永济会田”，田租用来维修石桥，安葬客死鄱湖、找不到亲属者之费用。为了表彰其高尚品德，当地举人夏梦元、夏文誉等在蒋公岭庙刻碑纪实，以留远念。虽然经受两百多年风浪的袭击，但是千眼古桥，乃基本完好无损地，横卧在鄱阳湖神灵渡上。它本身就是不朽的历史丰碑。
（根据同治版《都昌县志》、《刘氏谱》《多宝乡志》整理）
杜可用，元初农民起义首领。江西省都昌县人。靠白莲教起家。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举义旗反元，义军达万余。自封号为杜圣人，称天王，立年号万乘。以谭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西山横跨今都昌县多宝乡、左里镇）僧为国师。后被元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史弼镇压被俘杀。
宋末元初，江西省都昌县反元浪潮此起彼伏，三年之内就连续发生了三次武装抗元。杜可用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其中的一次。 宋祥兴元年（1278年），杜万一“僭号倡乱”，“拥众数万”。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贾居贞提兵征讨，擒万一磔之（凌迟）。 见《新元史·卷一百六十七·列传六十四》：至元十五年（即宋祥兴元年），都昌杜万一僭号，拥众数万，居贞乃遣部将方招讨伪为贾，径造都昌，擒万一磔之。
北宋刘琦，驰骋中原，辱死不南，曾为宋学者以抗金十将之首载入青史
江万里（1198——1275），字子远，号古心，今都昌县阳丰乡府前江家人。祖父江辚，一生隐居，教授乡里。父江烨，宋理宗时登进士第，曾任教授、都尉、知县、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西路提举茶盐公事、大理司帅参等职，一生专治程朱理学。虽在“庆元党案”蒙难之时，亦仍暗中坚持传授程朱学说，母陈氏，理学名儒陈大猷之女，陈灏之姊，万里家学渊源，幼年在祖父所建的书馆内读书，神隽铎颖，连举于乡，后从父教，学《易》经，稍长，赴白鹿洞书院深造，后又游学于隆兴府东湖书院， 朱熹弟子林夔孙为师问学。
陶侃，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 陶侃幼年勤奋学习
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陶侃独请行，“众咸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元康元年（291），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大约在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 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黄灏（宋），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学，擢进士第。教授隆兴府，知德化县，以兴学校、崇政化为本。岁馑，行振给有方。王蔺、刘颖荐于朝，除登闻鼓院。光宗即位，迁太常寺簿，论今礼教废阙，请敕有司取政和冠昏丧葬仪，及司马光、高闶等书参订行之。除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举本路常平。秀州海盐民伐桑柘，毁屋庐，莩殣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县方督促捕欠，颢见之蹙然。时有旨倚阁夏税，遂奏乞并阁秋苗，不俟报行之。言者罪其专，移居筠州，已而寝谪命，止削两秩，而从其蠲阁之请。灏既归里，幅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起知信州，改广西转运判官，移广东提点刑狱，告老不赴。卒。灏性行端饬，以孝友称。朱熹守南康，灏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刘琦： 绍兴十年(1140年)，刘琦出任东京副留守，率兵3万前往赴任，行到顺昌（今阜阳市），遇金兀术率金兵南侵，遂决计留守顺昌，到了顺昌，他首先去找知府陈规，问城中是否有粮，当听到有米数万斛时，就大笑说：“可矣。”（由此可见其明察细微之处：要守城，除了要有必死的决心，也要有一定的物资基础，不然那就不是决死而是送死了）。为表示守城抗金的决心，他下令凿沉船只，将夫人安置寺中，寺门前堆满柴草，说了句:“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准备打败了就焚家全节（此是为了鼓舞官兵士气，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在他的鼓舞下，顺昌军民坚定斗志，誓死与金军决战。刘琦所部在群众支持下，首战挫敌前锋，继而夜袭敌营，先后杀死数千敌军（此是趁敌不备,先挫其锐气,并激励自军的士气也）。 然后等金兀术的大军来了，又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汝杀。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鹅车炮具不用（这是故意示弱，以骄敌心。果然金兀术上当了，放弃了投石机等攻城器械）。在接着在颍水及其岸边的草中下毒，当时天气闷热，金兀术带军到后人马饥渴，结果“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而相反“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使得敌军未战先乱，而本军则以逸待劳），到此时胜负之数已分。 果然金兀术10万精锐战未多时即已崩溃，“兀术拔营北退，锜遣兵追之，死者万数“。尤其血战中，先后破敌铁浮屠、拐子马队，使金兀术的铁浮屠、拐子马战术首次失败.是役也，刘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而金兵号称数十万，光是兵营就连绵十五里。刘琦指挥若定，取得南宋对金第一次大胜的顺昌大捷。后人赞曰：“军非歼颍水，马已蹴关山”。“寺门之薪”亦传为佳话。后因秦桧张俊的陷害，刘琦被贬官，后忧愤成疾，以至呕血数升而卒。死后谥武穆（与岳飞同）。
据说后来金主完颜亮南下，一一列举南朝诸将，问自己下面的将领有没有敢与之作战的，每说一个，下面的人都响亮得回答“敢”，但举到刘琦时，没人敢说话。完颜亮只好自嘲道：我自己来吧。
刘琦慷慨深毅，有儒将风。宋史上说：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后世史书认为南渡名将以张、韩、刘(刘光世)、岳并称，其中却未包括刘琦。事实上张俊的人品实在不好，而刘光世更是庸才一个。比起这两个，刘琦无疑更能称得上名将之谓。即使是同岳飞相比，刘琦也不逊色：岳飞进军郾城，直抵朱仙镇，连败金兵；而刘琦同样力守顺昌，连败金兵。后世只知岳飞大败金兀术的铁浮屠、拐子马，却不知刘琦早在顺昌大捷时就已同样大败金兀术，且取得了南宋对金的第一次大胜。可惜的是现在大家能记住岳飞、韩世忠，而知道刘琦的却少之又少。
刘士毅(1886.3-1982) 字任夫。江西省都昌县下排门刘家村人，桂系外省籍的重要将领。曾任南京中央军校筹备主任，国民政府总统府参军长，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