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成功且意义非凡的事例！

从殷商到豫商：中国商人源自中原 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部落始祖叫契，曾跟随大禹治水，契的第六世孙王亥擅长放牧经商。 武王伐纣，天下为周，殷人残余心有不甘，乘机叛乱，被周公平定。作为对“顽民”的惩罚，周朝剥夺了殷人的土地。没有土地怎么谋生？那就只好拾回老祖宗的行当——东奔西跑做买卖。 做买卖是很辛苦的事情，比庶民种地还要辛苦，而且不稳定，贵族们是不屑去做这种事情的，只有殷人才被迫成为中国最早的靠做买卖谋生的族群。 做买卖的殷人自称是商人，所以“商人”就成了历代中国生意人、买卖人的代名词。 河南，正是中国商文化的发祥地，堪称商家圣地。中国能称为商圣、商祖式的人物，如计然、范蠡、端木赐（子贡）、白圭等，他们的籍贯都在河南；以“奇货可居”的眼光助秦完成统一大业、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而被秦皇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亦为大商人。 从东汉到北宋：豫商勇执中国商业牛耳 东汉中期，都城洛阳和其他都县所在地从事商业的人很多。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东汉都城洛阳、居于南北要道的宛，都是汉代的大商业城市，腰缠万贯的大商人相继出现。南阳孔氏“人鼓铸，规陂池，亩嚼王侯”；洛阳史氏靠长途贩运起家，司马迁说他财产有七千万钱，班固说他有一亿；洛阳人卜氏，靠贩羊成巨富，河南官府没有钱赈济归顺的百姓，卜氏一次就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太守，还请求拿出家产的一半支援国家抗击匈奴。 北魏时，洛阳城南有“四夷馆”，是外商聚居之所；隋朝开通大运河，洛阳由此成为南北商路中心；唐代洛阳有东、南、北三市。 唐代，河南商业发展更甚于隋。河南形成了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宋州（今商丘）生产的丝织品，质量居全国之首；巩县的白瓷制作也很有名。 汴州（开封）在唐代时就是南北漕运中心，舟车辐辏，人烟浩繁，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经济都会。北宋定都于此，时人称为汴京，正式名称是东京。东京城内人口稠密，居民近百万，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城里没有坊市的区分，随处可开设商店，小商贩也不限在特定市区之内，城厢内外均可沿门叫卖；商业活动也没有时间限制，白天黑夜均可交易，三鼓以后还可夜市，通宵不绝。时人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为中世纪河南繁荣的都市经济作了真实写照。这些都表明了河南商文化在北宋之前所处的领先地位。 宋代的城市完全取消了市场地域的限制，不但许多繁荣的大街中有“屋子雄壮，门面广阔”的大商店，经常在进行着动辄千万的大宗买卖，而且到处都有晓市、夜市、“鬼市”，有些人日夜在进行着交易。 都市中除商店和摊贩外，还有定期的庙会。东京相国寺的庙会可视为这类市场的典型：“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王求：《燕翼贻谋录》）由此可见，相国寺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庙会，而是一个全国物资交流的批发市场了。 这种性质的庙会，到清代都市中的定期市已与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把清人笔记如《旧京琐记》和《燕京岁时记》等书所记载的“逢五之土地庙、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护国寺、九十之隆福寺”四大庙会的情形进行比较，我们几乎找不出有什么差别。 豫商：从“善为商贾”到遍地风流 从最早的商人在河南出现，到春秋战国时期，“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河南温县）、轵（河南济源市），韩之荥阳（今郑州荥阳市），齐之临淄，楚之苑阵（河南南阳市），郑之阳翟（今许昌禹州市），三川之二周（今洛阳市），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盐铁论·通有篇》）“名都”之中，河南占了6个，河南商人早早便赢得了“善为商贾”的美名。 从汉唐的洛阳到北宋的汴梁，河南商业扮演着中国最大国际贸易城市的角色，而河南的其他地方，也在不同朝代扮演着风云际会的商业骄子角色。 “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南阳地处南北通道之中，自古的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向南经唐白河、丹江，通汉水直达长江，有舟楫之利；向北舍舟登陆，越“南襄隘道”，可达黄河中下游中华文明最早的地带。因此，南阳可谓水陆交通便利，是“南船北马”的交替地、转折点，又因其北连中原，东通吴会，西接巴蜀，南控蛮越，具有南北交通要冲的优势而一度商遍天下、富冠海内，成为商家会聚、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地处“南襄隘道”要冲的南阳，白河自北而南流淌，水道宽平，北达南召，南达江汉，帆船往来，络绎不绝。南阳古城的大寨门、小寨门、永庆门，出城门就是河岸码头。 明清时期，唐白河一年四季通航，10吨至20吨的船可直达南阳或赊店，6吨至8吨的小木船可达南召县的白土岗。丹江水运上溯可达商南龙驹寨，下航可达汉口等江汉沿河大埠。据清朝咸丰年间记载，白河航运的船只约3000只，唐河约2000只，丹江航运船只1200只，每年4月至10月利物舟楫，唐白河、丹江船行如梭，桅杆林立，帆船往来络绎不绝。西北特产和河南的土特产由此南运，南方的木材、瓷器、茶、粮、布匹、食盐等杂货经宛北输，正所谓“水陆云集之所，南舟北车，从此分歧”。 水陆商运的活跃和发展，促使沿河商业城镇兴旺，赊店镇是作为南方和北方物流中心而迅速崛起的。南方的木材、布匹、茶叶、瓷器，北方的棉花、粮食、药材在这里汇集、流动。而本地的酿酒业、制药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也迅速成长，最终使赊店镇成为著名的水陆码头而与明清四大商业重镇之一的开封朱仙镇齐名。 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找不到赊店这个地方，但到了清朝，这个镇迅速成为商业重镇，并将繁华维持了两个世纪。正是承载了盛世繁华，明清时各地富商争相聚居，行商交易，日有万金，盛极一时。赊旗店（即赊店）山陕会馆由此成为“天下第一会馆”。关于其商业况状，民间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之谚，英国人贝思飞在他的书中写道：“……总之，赊店镇一直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 漯河北舞渡是清代河南著名商镇之一。该镇商业以粮、油等本地农副产品的集散，纸、糖等南方杂化的转运贸易为大守。北舞渡自身的腹地范围虽然有限，但作为周口与赊店两大商镇之间的水陆过载码头，其商货往来范围可及秦晋吴楚及至湘粤等数省。在清代中叶该镇的鼎盛时期，贸易于此的行商、坐贾有四五百家。 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市南20公里处，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湖北的汉口同为我国四大商埠重镇。朱仙镇的全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当时全镇面积为25平方公里，人口20多万，民商4万多户。镇内街道纵横、百货云集，“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见清·乾隆《祥符县志》）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近代，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相继通车后，沿河商镇的繁华与喧嚣才渐行渐远。 豫商：从君子爱财到取之有道 豫商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表现了传统商人“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的商业品格。 豫商文化以“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为核心—— “诚信为本、恪守信用”：“人无信不立，店无信不开”，创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怀庆保和堂药店，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该店的特点：一是质优价廉，进货时是什么等级的药材，就按什么等级的药材出售，而且还要比同行业低10%~20%；二是品种齐全；三是以质论价，绝对保证质量。 “以义取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明清之际兴起的怀庆商帮讲究“守信、讲义、取利”，靠信与义赢得了人心。 “乐群贵和”：豫商讲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究互利原则，讲究双赢、多赢，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在实现自己利益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不谋求暴利，不搞掠夺式经营，注重商业生态，强调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的和谐统一。 现代豫商则在传承古代豫商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草根成长，传承有脉，信用为本，行商无疆”的新豫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