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是正义之战还是背后下黑手？（《司马路版中国史》06）

《司马路版中国史》第一卷第一章 第六节：周灭商是不是“正义之师”？ 自古以来，对于周灭商这一场大战，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因为商纣王的暴虐不仁、宠信妲己，所以周武王顺应民意，灭了殷商。” 照这个说法，灭商的周军完全可以说是一支“正义之师”，将水深火热的殷商百姓从纣王暴政下解放出来。 孟子正是这么想的，结果他就想不通了：“仁人无敌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按孟夫子的意思，武王伐纣，是以“至仁”打“至不仁”，殷商百姓应该打着彩旗、扛着美酒来欢迎周人，庆祝得解放才是，为什么抵抗会如此激烈？ 这恰恰说明了一点，帝辛（商纣王）不是被仁义打败的，武王伐纣，绝非后世宣传的那样仁者无敌，而是鲜血淋漓的武装征服。 实际上，周人通过闪电战袭击殷商，在道义上完全违背了当时中原列国的国际道德认识，饱受指责。只不过周人以胜利者的身份，重新包装了这场战争的面目。 从史料残存的蛛丝马迹看，周人的包装工作极其到位，绝不逊色于当下的网络推手。在以下文字中，司马路将用两集的篇幅来叙述此事。 首先，为什么说周“在道义上完全违背了当时中原列国的国际道德认识”？ 从军事上说，灭商一役，避实击虚、雷霆一击，漂亮至极。战后，周成功地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可称功德完满。 问题出现在政治上，周对商的“袭击”，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道义”问题。 这个道义问题的严重性，需从最早期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讲起。 所谓中国，其实就是“中央之国”。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五方天帝统治着各自的地盘。在地面上，对应的则是中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所谓中国，最早实际上也就是今山西、河南以及陕西、河北、山东之一部分，即黄河流域。最早的中国人，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内耕种田地以自给自足的一群农夫。 和同一时代埃及、印度的农民相比，中国这群农夫的处境并不太好，黄河并不是一条温顺的河流，黄土地也不是最肥沃的土地，周围，还有窥视谷仓时刻想不劳而获的游牧人。 所以这一批最早期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人最初的民族性格：现实主义与合作主义。 所谓现实主义，体现在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之上。埃及、印度、犹太的神多是自然神，主宰人的命运，人在神面前，唯有顶礼膜拜。而中国人的神，多数是自己的祖先或部族英雄，典型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便是三代之中最敬鬼神的商人，在常常在祭祀之外对鬼神提出诸多要求。中国人拜神，往往有一种潜台词：“我来祭拜你，你要保佑我某事某事成功啊！”说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交易，或者说，是一种人与神的合作。（西方人也乞求上帝保佑，但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一个基督徒乞求上帝保佑，结果上帝不保佑他，这个基督徒会认为自己错了。但是一个中国人乞求某神仙保佑，结果神仙不保佑，这个中国人多半会想：这个神仙不灵，下次换菩萨拜拜吧！） 合作主义：早期的中国人为了与周边的蛮夷抗衡，以各种形式达成部族之间的谅解与合作，最终组成一个联盟，最早如炎黄联盟。中国人通过这个联盟来守护自己的家园。 尧、舜、禹都曾是这个联盟的盟主，夏朝的建立，使盟主的产生世袭化。 商人最初来自东夷，算是在联盟之外。可是通过与华夏人的亲密接触，获准加入联盟。当夏朝衰落，商人便取而代之，当上了盟主。 不论谁当盟主，第一责任就是讨伐四方的蛮夷、守护中国，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开拓疆土，为联盟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那么问题就来了，殷商作为盟主，征讨东夷，是在践行他的盟主职责。而周作为西伯（华夏联盟西部分会的会长），职责是讨伐西戎，守护西中国。然而他却乘盟主履行公务的机会，偷袭了盟主殷商的办公室，窃取了盟主宝座！（周人这种取得天下的做法导致了后世君王的“惧内焦虑症”，即害怕内部的叛乱更甚于对外敌侵扰的恐惧，这种“惧内焦虑症”发展到一个极端，便出现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奇谈怪论。） 周灭商，显然不是什么“正义战胜邪恶”的决斗，而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场霸主争夺战而已。战场之上，自然胜者为大，这无可非议。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更不是什么问题，战争本来就是诡道，周人利用一个好机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无可厚非。但是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道义问题。 譬如说一个帮会，你可以打败旧帮主，夺取帮主之位，但你不能乘帮主与另一帮派杀得你死我活之时，暗箭伤人，害了自家老大、取而代之，这样做，未免为江湖同道不齿！ 所以伯夷叔齐才会“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他们质问武王：“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人无言以对，想要动粗，还是姜太公拦住，说：“此义人也”。 以往司马路读书，总认为伯夷叔齐太迂腐，等到深入了解商灭周的历史曲折，才终于体会其中原来别有意味。 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做盟主除了有力气之外，还得有一张好嘴。为了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周人必须以一种道义上的诠释，告诉华夏联盟的成员，周取代商是正义的。这样的做法看似画蛇添足，其实却符合政治心理的需要，对于周朝将来的统治大有好处。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当时华夏联盟成员之间，也有一种默契，周如果得不到这种道义默契的认可，便难以名正言顺地做盟主。 也就是说，周人要做的第一要紧事，便是如何把周灭商之战包装成一场“义战”，掩盖周身为西部分会会长偷袭盟主的不义之名。 司马路说： “义战”包装不是贬义词，更不是周人的专利，几乎每一个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对外战争包装成“义战”，以蛊惑年轻人做炮灰。区分而言，有三种“义战”包装。 其一、通常得到主流意识肯定的“正义战争”，需要“义战”包装来争取外界的支持。如美国独立战争，就曾经积极宣传自己，以争取欧洲的支持。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做了不少宣传工作以争取外援。 其二、完全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如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对外宣传就是要把朝鲜从满清手中解放出来，使之独立。太平洋战争，日本也声称是在“解放东南亚”，这也是一种“义战”包装。 其三、介于两者之间、界限模糊的战争，也需要需要“义战”包装来赢得声势。周灭商之战其实就是这样一场华夏联盟内部的争霸战争，本身无所谓正义，但是无论从战前宣传还是战后统治角度而言，周都需要将此战包装成“义战”。 那么，周人究竟如何把一场“背后下黑手”的偷袭包装成为“正义之战”，我们下集再说！